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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教育回歸自身
教育往何處去？為什么應試教育會如此有市場？為什么相當一部分教師對課改有那樣強的抵觸情緒？為什么他們念念不忘地區高考排名？為什么新聞媒體會刊發那么多鼓吹應試教育的奇談怪論？為什么一些專家也會追隨其后鼓噪？在教育觀問題上，我始終搞不清一些人的觀點，他們為什么總在變來變去？
說到底，還是觀念問題。
我是恢復高考制度的受益者。如果不是1977年恢復高考，我和很多知青的道路也許會更曲折。然而，高考模式給中國教育帶來的困境，是我們始料未及的。27年來，它沒有根本性的改革，存在不少弊端，造成社會性的功利教育，阻滯了中國教育的現代化。去年秋天，某報開始“素質教育討論”的當天，傳來江蘇一所知名中學的一名高三學生因不堪重負而自殺身亡的消息。面對那樣的悲劇，竟有人冷酷地說“那不是強者的選擇”。
不久前，一位教育界前輩說笑話，稱教育以后可能要劃歸工商局管。原因如下：一方面是許多學校把教育當成產業，巧立名目亂收費；另一方面是學校理念落后，把學校教學弄得像生產線生產標準件，不注意培養學生的個性，教育成了工業。合二為一，所以當歸“工商局”管。雖是玩笑，也有點歪打正著。
很多教師也把寶貴的精力全消耗在高考競爭中。更令人悲哀的是，主張加班加點“死揪”的人群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青年教師。
中小學的升學率惡性競爭造成學生學業負擔過重，過重的學業負擔在摧殘青少年。為什么有的人就是不肯正視這樣的事實，不肯去思考人的尊嚴和教育的尊嚴呢？
對實施素質教育，不斷有人發難。近期多次聽到這樣的言論：如果不用這種高考形式，農村孩子怎么能有出路？我對此很不理解，認為這恰恰是對農村教育的輕視。持此論者憑什么說農村的中小學教育不能推行全面發展學生綜合素質的道路？是不是認為農村中小學學生只配走“死揪”一條路？改革高考模式的時機已經成熟。我們不需要用那樣的模式去培養學生，我們的學生不應當吃那么多不必要的苦，應當省下時間和精力去學習更有用的知識，培養其適應未來社會的能力。改革高考，恰恰是為了廣大學生的前途，為了提高他們的生存能力。
近年來，我之所以用更多的精力關注教育現象，除了職業因素，更是因為意識到一種危險。對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13億人是多了一些，但是比13億人口更令人憂慮的是國民素質。如果不實行素質教育，再過幾十年，我們可能要面臨比今天更多、更復雜的社會難題。和發達國家比較，我們在很多領域落后，根子出在教育；而中國諸多的社會問題，最終又無一不歸結到教育問題上來。
最令人憂慮的是，現在的課改需要一支思想解放的生力軍，而環視教育界，獨立思考、堅持真理的風氣好像還沒有形成。最近我的教育隨筆集《不跪著教書》出版了，收在這本書中的一些文章在發表時有過強烈的反響，而我在文中列舉的幾乎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我提出的一些設想或是建議針對的也都是教育教學工作中的弊端。也就是說，既無重大發現，也無高遠之見，為什么會引發一些人的小心謹慎呢？我想，也許就在于我們教師隊伍中長期形成的那種“聽話”作風。直到現在，還有些學校公然把教師“聽不聽話”作為個人德才評價標準。這是極端落后的意識。前人提過“不要跪著讀書”，我想我們教師千萬不能跪著教書。毫不夸張地說：如果教師跪著教書，中華民族就站不起來。
一年來，聽到各種各樣有關課改的奇談怪論，我早就習慣了，因為這就是中國的國情啊！有志于改革的教師說起課改，無不感慨萬端：在中國搞改革，為什么就這么難？
然而，我對課改、對高考改革充滿信心。如果教育的改革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那么要我們這些人做什么呢？
眾所周知，應試教育像一面巨大的天幕，籠罩著教育界。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原本有教學特色的學校很難堅持正常的教育理念，因此風格不存。我早就看過一些名校的“與時俱進”，關于這一點，我在《在歡樂中沉思》一文中已經談過。中國許多名校在瘋狂的應試大潮中非但不肯做中流砥柱，反而推波助瀾，這是令人感到羞恥的。我很怕以后教育界的“董狐”不客氣地寫下這么一筆。
教師應當是思想者，是思想者就得有責任感。不具備這樣的認識，就不配稱自己是“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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