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自由主義

超自由主義

超自由主義  
發布時間： 2003-9-8  作者：崔之元  
　　序言
　　

　　羅伯特·曼戈貝拉·安格爾(Roberto Mangabeira Unger) 旨在建立一個“構
建性社會理論”(constructive social theory) 的研究計劃是令人興奮的。他堅 
持“激進的民主建設方案”(radicaldemocratic project)，但是，他對這一概念
的用法比一般的用法更具廣泛的包容性：“穆勒(John Stuart Mill)、赫爾岑、馬
克思、普魯東和弗吉尼亞·伍爾弗（Virginia Woolf) 等人，都是激進的民主建設
方案的倡導者”。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尤其是其中所強調的政治的自主性的觀點，
對安格爾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他不想將改造世界的理
想與決定論混為一談。安格爾主張“打破既定利益”（disentrenchment) 和“否
定能力”(nagativecapability)，但他又不屬于“解構”(deconstructive school)
學派，因為他的“構建性”理論認為：我們對于生存其間的社會具有反抗、重新
構想和重建的自由，這種自由度本身是歷史變數。安格爾并不反對自由主義，相反，
他主張通過變革自由主義的傳統制度體現來實現自由主義的最高愿望，在這個意義
上，他稱自己的理論是“超自由主義的”（superliberal)。安格爾是怎樣發展出
這樣不同凡響的理論的呢？他的“構建性社會”理論的實際政策意義又是什么呢？
這里我不預備對這一“二十世紀后半葉最具挑戰性的社會理論”進行全面的評價，
而僅就安格爾理論中的要點做一介紹，祈藉此激發讀者自己去研究安格爾理論的興
趣。

　　人為社會

　　我們不妨這樣說：安格爾的理論是欲將“人為社會”（society as artifact")
的論點推向極至而做的努力。安格爾說：“社會是被人創造和想象出來的，與其
說社會是自然秩序的一種表述，倒不如說社會是一件人工的制品。”
　　“人為社會”的觀點起源于歐洲啟蒙運動。然而，它所蘊含的深刻意義卻尚未
得到淋漓盡致的發展：大多數現代社會理論家想要建立一種與“人為社會”觀點相
左的“歷史科學”，這就阻礙了將“人為社會”這一理論推向極至。
　　這股反“人為社會”趨勢，其思想根源的形成比較復雜，此處不欲做全面的剖
析。這里，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現代西方社會思想是在后基督教的情境下產生的。“
人為社會”理論至少暗示了：人類歷史并非是神的杰作，而是人可以依自己的意志
建造和重新建造的。在早期的現代社會思想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對人的能動作用多
有表述，霍布斯(Hobbes) 的論點即是一個突出的例子，他認為“自然權利”（
naturalright) 并非從“自然法”(natural law) 中獲得。如此，現代的自然權利
和社會契約理論開始摒棄中世紀自然法概念中的神學內容，而試圖去發展基于“人
為社會”這一觀點的社會理論。維科（Vico）是另一個典型的例子，他認為在“懷
疑的汪洋大海中，有一小塊我們盡可以堅定地站立其上的陸地”，這一小塊陸地就
是：這個市民社會的世界是由人類建造的。不過，現代社會思想卻沒能把“人為社
會”這一觀點充分展開。究其原因，有些人認為是由于對基督教末世說的過度回應。
當現代思想拋棄基督教末世說之時，他們仍想去營建一種“哲學或歷史學”，似乎
他們期望證明：現代思想可以回答任何由基督教引發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現代
社會理論開始“重新占領”中世紀基督教之創造論和末世論曾擁有的領地。這樣看
來，托克維爾認為民主的無法抗拒的進程乃是神的旨意的觀點，就不僅僅是一個簡 
單的暗喻了。
　　這種解釋是否具有歷史的真實性，尚待辨析，此不贅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對“歷史法則”的探討已經將現代社會理論引入“深層結構社會理論”的歧途。安
格爾以馬克思為例來說明“深層結構社會理論”(deep-structure socialtheory)，
但他也清楚地表明：在社會理論的另外兩位經典思想家杜克海姆（Durkheim）和韋
伯（MaxWeber) 身上也具有深層結構社會理論的特征。
　　安格爾指出深層結構社會理論的特征，就是其三個可以反復的理論步驟:
　　第一，要在每一個歷史環境中分辨出結構性構架(formative context) 和它所
決定并再生產的常規活動（routineactivities)；第二，將特殊境況下的結構性構
架，作為可重復的不可分割的社會組織（如資本主義）的例子來說明；第三是要訴
諸根深蒂固的約束和發展規律，以此來建造那種可反復但不可分割的結構性構架的
“必然”系列。
　　安格爾揭示出，深層結構社會理論現已呈現出分崩離析的狀態。歷史與現實的
實踐經驗顯示，深層結構社會理論已經越來越不能履行對以上三個理論步驟的承諾
了。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是對這種不可信的深層結構社會理論的一個回應，它全盤
否定“結構性構架”和“常規活動”之間存在區別。但安格爾認為實證主義社會科 
學對深層結構社會理論的回應是錯誤的。由于否認結構性構架與常規活動之間的區
別，社會科學家只是在現存制度和想象的構架之內，去研究常規性的沖突與妥協。
只要結構性構架是穩定的，它對于常規活動的影響就可能會被忘記。對一個穩定的
社會結構中不同群體選舉行為的研究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這里，實證主義社會科
學家便忽視了關于現存制度和想象的基本構架本身的沖突。他們最終就視現存的結
構性構架為理所當然的，并以一個“袖手旁關的局內人”的眼光來審視社會。因此， 
一方面是自稱將要成為“歷史科學”的“深層結構社會理論”；另一方面是非批判
的實證主義社會科學。陷在這二者之中，現代社會理論“既部分地瓦解又部分地恢
復了自然主義對社會的解釋”。安格爾的理論工作，簡言之，就是努力從“人為社
會”的觀點出發來建立一個激進的反自然主義的、反必然主義的社會理論。在這個

> 意義上，安格爾的社會理論具有雙重挑戰性：既反經典社會理論中功能主義和決定
論的傳統，亦反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

　　反結構至上主義和制度拜物教

　　安格爾不贊同“深層結構社會理論”，也不贊同“實證主義社會科學”，但他 
絕不是一個虛無主義者。他認同“深層結構社會理論”中的第一個理論步驟，即對
“結構性構架”與“常規活動”之間加以區別。但是，他反對“深層結構社會理論”
的另外兩個理論步驟，即，反對將每一個“結構性構架”均視為不可分割的和可重
復的類型，反對支配這些類型的“一般規律”的存在。這種有選擇的認同，將安格
爾與那些徹頭徹尾地接受深層結構社會理論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區分開了，也將安
格爾與那些否認結構性構架與常規活動之間存在區別的實證主義社會科學家區別開
來。同時，這亦使他有別與后現代的“解構主義”學派中的一些虛無主義者1。
　　安格爾理論創新中最為獨特的地方，是他深刻洞察了"結構性構架"可被修正(
參照人類自由而言) 的程度。正如安得森(PerrryArderson) 所指出的那樣：“安
格爾的結構性構架被明確地用以替代馬克思傳統中的生產方式這個概念，生產方式
因其過于僵化和可重復性而被棄之不用。結構性構架是制度和意識形態的一種偶然
的相對穩定的復合體，在分配重要資源時，它協調正常的期望與常規的沖突”2。
盡管我們不能完全擺脫“結構性構架”的束縛，但我們卻可以使之更加開放地面對
挑戰和修正。安格爾認為，結構性構架“開放”和“可修正”的程度是在歷史中變 
化的。例如，古印度的世襲等級、封建歐洲的莊園、當今的社會階級及將來的“意
見的黨派”（parties of opinion)，表現了這些“結構性構架”越來越開放（或
可稱作“可塑性”）的特點。安格爾使用“否定能力”這一概念來表達一種“結構
性構架”之開放及超越既得利益的程度。
　　著名詩人約翰·紀慈（JohnKeats）在1817 年12 月28 日的一封信中最早使用
了“否定能力”這個詞語。安格爾概括并擴展了詩人使用該詞時的原意。它表示活
躍的人類意志及其－－通過在思想與行動中對“結構性構架”加以否定－－超越“
結構性構架”的能力。提高“否定能力”，意味著使制度的“結構性構架”更加開
放地接受修正，藉此縮小結構與常規之間、革命與點滴改良之間、社會運動與制度
化之間的鴻溝。安格爾珍視對否定能力的強化，因為這種強化既是目的本身－－人
類自由幅度的擴大，又是作為達到其它目標的手段。安格爾強調：對“結構性構架”
的“否定能力”的提高，有助于物質文明進步與個人解放之間的可能重疊。
　　因此，安格爾理論之獨特，就在于他對“結構性構架”的雙向理解：既承認“
結構性構架”的彈性和力量，又否認賦予它更高的必要性或權威性。他強調只有“
從不確定的角度去觀察確定的事物”，才能“深刻地理解社會”。從他對結構至上
和制度至上主義者的批判中，我們能更清楚地看到安格爾的理論立場。
　　安格爾認為，結構至上主義者否認我們可以改變“結構性構架”之性質。此處
所講的“結構性構架”之性質，是指其可修正的程度。結構至上主義者仍舊堅持“
結構就是結構”的錯誤觀點。一個結構至上主義者可能是一個持懷疑態度的后現代
相對主義者，他們放棄了價值判斷的普遍標準。同時，結構至上主義者還可能是只
醉心于破壞一切的虛無主義者。然而，這兩者的理論都是偽激進的，因為他們最終
都贊同這樣的論點：既然一切都取決于特定的社會構架或情境，那么我們所能做的
全部就是選擇一種社會構架或情境，然后按其規則行事，而不應當去改變這一構架
或情境（context）固有的性質。安格爾的“結構性構架”可修正的觀點，為解決
后現代主義轉向保守主義的困境提供了新的途徑。當我們失去對絕對價值標準的信
賴時，我們不必向現存的制度的和想象的秩序妥協。我們仍舊可以努力營建更加尊
重我們的精神特質－－超越“結構性構架”－－的“結構性構架”。
　　那么，如何來度量“結構性構架”的“開放和可修正的程度”呢？這個程度取
決于“再產生結構”（structure-reproducing) 之常規活動與挑戰結構之變革活
動之間的差距，差距越小，“結構性構架”就越是開放和可被修正。這里，我們觸
及了安格爾社會理論的關鍵。安格爾與大多數當代社會理論家及自由主義的政治哲
學家之不同在于，他并沒有被那種欲在沖突的理念中建立“中立的”基本制度的想
法所困擾。在他看來，對中立性海市蜃樓般的幻想阻礙了實現更為重要的目標：制
度化的秩序應鼓勵實驗主義的能動性和真正多樣化的經驗。在人類的屬性中，我們
無法將那些永久性的普遍的部分與那些隨社會環境而變化的部分區別開來。將制度
化的秩序表述為一套能夠在利益的沖突和對善的矛盾的構想中扮演中立角色的權利
體系是徒勞的3。重要的是縮短對我們的制度安排“再生產”和“修正”之間的距
離。如果說批判結構至上主義從一個方向攻擊現存的制度安排給我們的命運的話，
批判制度拜物教則是從另一個方向來攻擊安排給我們的命運。安格爾認為：制度拜
物教把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具體制度安排與抽象概念（諸如民主政制和市場經濟）
直接劃等號。制度拜物教者可能是古典自由主義者，他們將民主代議制、市場經濟
這樣的抽象概念與在歐洲現代歷史進程中偶然奏效的一套暫時的政治經濟安排混為
一談。制度拜物教者也可能是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徒，他們將這些相同的安排認定 
為是邁向未來的必經階段，而未來社會構架的內容既是先行決定的，又是不能給予
可信性描述的。制度拜物教者還可能是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家或很實干的政治家或
經營者，他們將現行的實踐當做一個為了均衡利益和解決問題的無爭議的構架來接
受4。
　　被安格爾稱作“神話般的民主的歷史”是制度拜物教的典型例子。根據這一神
話般的歷史觀點：“現代政治經驗不斷的摸索及許許多多的其他選擇的失敗，已經
證實現已形成的制度安排決不只是僥幸而已”5。與這種“神話般的歷史”相反，
安格爾說，我們應認識到當代代議制民主和市場經濟的具體制度安排是多么的具有
偶然性。例如，18 世紀的自由立憲主義者試圖賦予受過政治教育的及財政上可靠
的貴族們以統治權，以保證他們執掌的政府能夠對付暴民統治及政治家們煽動。

　　這一早期自由的立憲主義并非通向民主政制的通衢大道。早期自由憲政主義的
遺產之一是，它將那種蓄意于政治緩沖、帶有反民主偏向的權力分立，同持續性的
憲政與選舉僵局結合起來。這種結合是早期憲政主義的一個特色。美國總統政制的
“制衡制度”，及將政治權力置于議會之內的政治集團意見一致的基礎上的“議會
制”，都是這種遺產的表現。
　　相比之下，安格爾提出了一個新的憲法程式，這一程式加強了民主的實驗主義
而與18 世紀的立憲主義劃清了界限。這一新的程式還將強有力的平民因素與社會
廣泛而多重的政治代議渠道結合起來。事實上，兩次大戰期間（1918 －1939）的
“二元憲法”和1978 年葡萄牙革命憲法都暗示出立憲政制向民主實驗主義更加開
放的可能性。
　　制度拜物教的另一個典型例子被安格爾稱為“私人權力的神話般的歷史”。根
據這一神話般的歷史，現行的西方財產契約的立法系統體現了市場經濟與生俱來的
邏輯。與這一觀點相反，安格爾堅持認為市場經濟并無固有的唯一的法律制度。現 
行西方財產與契約法則的反常情況與趨勢－－如“信賴的利益”（reliance 
interests) 就不是建立在契約各方充分的意志表達之上的－－已經顯示出市場經
濟的新型制度安排的因素。安格爾的建構性社會理論中有很大的篇幅是分析財產與
契約體系的創新的。他揭示出我們應如何通過在現行的權利體系內重新調整和擴展
反常趨勢，以達到建立新體系的目的。
　　安格爾對“民主的神話般的歷史”與“私有權的神話般的歷史”的批判，只是
他的“制度考古理論”的一個部分。他還就當代政府與勞工的一系列制度提出了另 
一種更具可能性的“考古”觀點。他也考查了前蘇聯和中國的制度形成史。在每一
個案例中，安格爾都“將人們所熟悉的變為所陌生的”。由此，他揭示了這些制度
的產生和發展的偶然性，而只有當人們抱著“虛假的必然規律”的心態來回顧歷史
時，這些制度才會顯得“自然”。
　　安格爾“制度考古理論”的主題是指出制度拜物教的謬誤，即：現行的制度安
排，只是一個更為廣泛的可能性集合的子集。在論述“小商品生產”時，安格爾強
調這樣一個事實：小規模的經濟，相對平等的生產者，是通過將互相協作的組織和
獨立的行動結合起來而操作的。通常激進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都認為“小商品生產” 
注定是會失敗的，因為在對技術活力至關重要的生產和交換的過程中，小商品生產
妨礙了經濟規模。
　　安格爾卻不這樣看待“小商品生產”。他既不贊美也不否定小商品生產的不能
與時俱進的形式。更確切地說，他試圖通過創建新的經濟和政制制度來“援救”小
商品生產。例如，他認為：我們是可以滿足經濟規模的要求的，只要我們能夠找到
一個市場管理的方法以使對資本、技術和人力資源的共享變為可能，而同時不必分
配永久的、絕對的權力給任何人。這個方法就是安格爾的激進的民主建設方案中新
的財產權利體系，我們將在后面討論。我們可以創建新的制度來賦予“自耕農民主”
（yeoman democracy) 之夢以新意，，使“小商品生產”向經濟的與技術的進步和
民主的理想開放。確實，安格爾在對新形式的市場經濟的討論中一個最吸引人的主
題，就是他在這些歷史制度問題與當今先進的“后福特主義”之間所建立的聯系。
這里再一次，安格爾幫助我們認識到了傳承下來的制度安排并沒有反映“人類歷史
的自然法則”。如果我們愿意，我們就可以改變它們。

　　今日的行動綱領

　　安格爾對結構至上主義和制度拜物教的批判與他的行動綱領有緊密聯系。一根 
強有力的紐帶存在于安格爾“構建性社會理論”中的解釋部分和行動綱領部分之間。
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樣：他的社會理論重新闡釋和總結了自由主義和左派的企圖。具
體作法是，擺脫自由派和左派關于實際制度安排的毫無道理的限定性假設的桎梏，
重新理解代議民主、市場經濟、以及經濟積累的社會控制等實際制度安排所能夠和
應該具有的形式。
　　當今的世界迫切地需要安格爾的行動綱領。偽科學的關于制度收斂（
convergence）的理論已經得到世界范圍理論界的推崇。這種收斂論認為，世界市
場經濟和民主代議制正在集聚到一套最好的制度－－北大西洋已經建成的民主政經
體制。這種論點標榜“新自由主義”，在第三世界和前蘇聯，這種論點有時也被稱
為“華盛頓共識”，其實是徹頭徹尾的“制度拜物教”。例如，一方面，收斂論者
夸耀美國、德國和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結構間的差異正在消退；但另一方面，他們
卻不愿承認或認同正在形成中的新的差異。
　　在其最為抽象的和普遍的形式中，新自由主義或者說"華盛頓共識"強調通過財
政收支平衡來達到正統的宏觀經濟穩定，而財政收支平衡的獲得是通過遏制公共支
出而不是提高稅收來達到的；新自由主義主張自由化，而這種自由化的獲得是通過
自由貿易（指商品與資本而不是勞動力的自由流通）來實現的；新自由主義還主張
私有化，但其私有化既被很狹窄地理解為政府從生產過程中的撤出，又被很一般化
地理解為是對西方標準的私法的照搬；而其“社會安全網絡”則被用以抵消其正統
綱領之不平等社會后果的影響。
　　新自由主義主要論點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其與經典的社會民主的社會保險方
案的合流。這一事實清楚地表明社會民主主義的理想已經長久地丟失了其自身激進
的鼓舞人心之處。社會民主的方案沒有能向現行的市場經濟和民主代議制的具體制
度安排進行挑戰和改革，僅僅只是尋求緩和結構的分裂和等級制度所造成的社會后
果。保守的社會民主主義保護在資本集中的大工業生產中的勞動階層的相對優越的
地位，但這是以無組織的“第二經濟”中的一大批“局外人”為代價的。如果說局
內人與局外人的分化，已經成為歐洲社會民主政體難以應付的問題，那么對于象巴
西、墨西哥這樣的國家來說，同樣的難題及其后果就會變得更可怕的多。補償性的
社會政策依然不能緩解極大的基于經濟發達部門與經濟落后部門間斷層的不平等。
由于新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合流，安格爾針對新自由主義的替代行動綱領，
也是對社會民主主義的替代。它謀求克服富國和窮國中都存在的經濟的和社會的二
元化，使得資本配置更加開放和多元，并且通過建立能夠支持反復的結構改革實踐
的政治制度，。造成經濟和政治的二元化的主

要原因，是現時提供給局內人所有的
特權。不論在發達部門中與老板與工人的利益對立有多大，但他們有著不與在無組
織狀態中的局外人分享利益的共同要求。
　　今天，保守的社會民主主義通過與工業革新經營計劃相對照來定義自身。這一
新工業革新經營計劃，希望加強資本流動的自由而又鼓勵工廠中的協作。它訴諸勞
動階層分化的方法來處理這兩者的緊張關系。保守的社會民主主義通過保有就業權
之類的辦法來控制資本的過分流動。另外，他們還想在生產企業內部加大對利益相
關者（指工人、消費者、地方社區及股東們）的承認。然而，其結果卻是加劇了僵
局與沖突的病態發展，并強化局內人與局外人業已存在的斷層。
　　安格爾經濟重建方案的核心即在于：試圖通過擴大單個“工人－公民”的資源
和能力來代替對保有就業權的要求，并以徹底的多元化分散的渠道提供生產機會，
藉此代替保守社會民主主義的利益相關者模式。這個方案中的第一條主張，要求每
個人皆可獲得的來自社會繼承下來的財產的“社會分紅”；第二條主張，要求對傳
統的私有財產財產權利束加以分解加以分解，并對其進行再組合和再配置。這兩條
主張都需要從有利于加速民主政治過程及公民社會獨立組織的制度和實踐中汲取營
養和補充。自由的立憲主義對前者（指民主政制）的設計是不充分的；同樣，我們
所熟知的契約法與公司法對后者（公民社會獨立組織的制度及實踐）的設計也是不
充分的。
　　現代法律分析中將財產解釋為“一束權利”，安格爾充分肯定這一分析的民主
化潛力。他建議拆解傳統的財產權并賦予其所有成員不同種類的權力。這些傳統所
有者的繼承人包括公司、工人、國家與地方政府、中間組織及社會投資資金。安格
爾反對將傳統的私人所有簡單地反轉為國家所有和勞動者集體所有，因為這樣的簡
單反轉僅僅是對所有者身份的重新界定而沒有改變“統一財產”的性質（即財產權
利束未分解）。他主張一種三層結構的財產權利束安排，即（1）：由國家民主政
府建立的中央資本基金，用以最后裁決對經濟積聚的社會控制；（2）多種投資資
金，由政府和中央資本基金所設立，在競爭的基礎上分配資本；（3）由勞動者、
工程技術人員和企業家組成的資本接受使用者群體。這個方案既是對經濟增長條件
的構想，又是對經濟增長可與民主的實驗主義相調和的構想。在這樣一種構想中， 
物質進步的中心議題是協作與創新的關系問題。兩者互相需要但又互相威協，我們
的任務就是要減少協作與創新之間的干擾。
　　我們既可以從激進左派人士的傳統立場，又可以從自由主義的傳統立場去評價
安格爾的“財產權利束分解”的理論。以激進民主主義視野出發，安格爾的方案是
與普魯東的小資產階級激進主義相關的。普魯東是將財產視為“一束權力”的先驅，
他的經典論著《財產是什么？》對“統一財產”進行了徹底的批判。有一點很重要，
那就是安格爾方案中有關經濟的學說，在某種意義上，即是對普魯東、拉塞爾和馬
克思主義理論的創造性綜合。從普魯東和拉塞爾的小資產階級激進主義理論中，安 
格爾吸收了經濟的分散多元化對經濟效率和民主政治均有益的重要觀點；從馬克思
主義對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批評中，安格爾認識到了小商品生產自身的兩難困境
和不穩定性。這一認識促使安格爾改變了小資產階級激進主義對國家政治的由來已
久的憎惡。他發展了政府與企業之間多元協作的觀點，并把這個觀點與盡快打開政
府各部門僵局以加速民主政治、提高并維持制度化的政治動員水平、加深并普及公
民社會自我組織獨立性的改革聯系起來。
　　從自由主義的傳統來看，安格爾的方案代表著對經濟分散多元化和個人自由的 
進一步發展。在當今高度組織化的“資本主義”經濟中，經濟分散多元和革新已經
成為保護資本投資利益和發達工業部門勞動者的犧牲品。安格爾方案，比目前新自
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更真實地保持了自由主義那種分散的協作與革新的精神。
傳統的，在制度上保守的自由主義把完全統一的財產權當做所有其它權利的典范。
安格爾則以在不同類型的權利擁有者之間重新分配財產束的各種成分這樣一種構想，
既摒棄又豐富了自由主義的傳統。安格爾認為左派應當重新詮釋而不是完全丟棄關
于權利的語言。他超越了普魯東、拉塞爾、馬克思以及自由主義的傳統，建立了包 
括豁免權、市場權、否定既得利益權和團結權這4 種權力的新的法學理論。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安格爾有時將其方案說成是“超自由主
義”的而不是反自由主義的了。讀過穆勒（John Stuart Mill）《自傳》一書的讀
者是會發現“超自由主義”－－通過改變自由主義的老一套的形式而實現自由主義
的理想－－與穆勒的精神危機后的新思想，頗為神似。穆勒的自由主義強調通過累
積的廣泛制度改革來維持民主實驗主義的生命力，而今日的制度上保守的自由主義
則滿足于再分配稅收。安格爾迫使我們正視這兩種自由主義間的差異。 
　　由此，我們可以將安格爾的這種行動綱領視為對激進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傳統
的綜合。這一綜合至少在三方與未來民主建設相關：
　　第一，這一對普魯東、拉塞爾、馬克思主義及自由主義的綜合，孕育出了一項
稱為“民主實驗主義”的計劃6。這個計劃要求擴大自由主義者、左派及現代派藝
術追隨者的范圍，從而代表了一種代替新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的、政治
的選擇。在冷戰后的時代，安格爾這一理論揭示了另一種前景，并有力地將我們從
歷史已經終結這樣的沮喪中解救出來。
　　第二，這一綜合有利于富國和貧國的左翼重新進行社會變革的策略思考。馬克
思主義為指導的左派所面臨的一個難題，是體力工人階級從未成為人口中的多數這
樣一個歷史事實。害怕左派和組織起來的勞動者，不僅常常將“中產階級”與工人
和農民分離，且使“中產階級”轉向右派。安格爾對普魯東－拉塞爾－馬克思主義
與自由主義傳統的這一綜合，可能會被證明為是激進民主主義轉變過程中擴大聯盟
的有力的動員武器。
　　第三，這一綜合賦予“人為社會”以新的涵義。安格爾的社會理論代表了欲將
“雜亂的經驗”理論化的努力。他試圖鼓勵實際的和情感的人類聯系形式的多樣化，
突破傳統上與不同國家、階層、團體和社會角色結合在一起的人類交往形式。通過
這種世界范圍的重新組合和革新，我們拓寬了對可能性的認知，而這個擴大了認知
力又有助于保持“民主實驗主義

”的活力。這樣，安格爾的制度方案連同他對個人
交往方式變革的認識，得以互相加強。
　　本書選自安格爾三卷本的《政治學，在構建性社會理論中的工作》。本書第一
部分選自《政治學》第一卷。第二部分選自《政治學》第二和第三卷，闡述“結構
性構架”的開放性與靈活性之間的關系，并闡述我們的集體的生產或摧毀能力的發
展。本書第三部分是從《政治學》第二卷中選取的最能代表安格爾重建經濟與政治
制度方案的資料。本書最后一個部分來自《政治學》第一和第二卷，以體現安格爾
的制度綱領和“文化革命”的個人綱領是如何互相加強的。
　　在數位安格爾著作的評論家中，羅蒂（RichardRorty）特別強調安格爾是一位
巴西公民這個事實。羅蒂說：“請記住：盡管安格爾在北美努力工作了多年，改變
了許多法學院的課程設置和許多律師的自我評判，但他的心卻在異地他鄉。對安格
爾來說，北美任何一個富有的民主國家皆非他的家園，而是他積累經驗教訓、汲取
借鑒和鼓勵的地方。”這番評論，不禁令我回想起韋伯的話：對許多具有決定意義
的文化成就來說，其靈感往往來自此一文明的邊緣。
　　安格爾在描述1985 年的巴西時這樣說道：“不確定性是所有生活狀態的公分
母……這些不確定性既可被當成變革的機遇，也可被視為令人迷惑的混亂”。大體
上，我現在對中國的看法，就好象安格爾對巴西的看法。安得森（Perry Anderson）
把安格爾看作“一個來自第三世界的哲學家，將要成為第一世界的觀察家和預言家”
，這種看法是否正確呢？今天，向更加充滿活力的民主實驗主義前進這一期待，在
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屬于如巴西、中國、印度和俄羅斯這樣一些還可以有所選擇的邊 
緣國家的。我們都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生活各個層面民主變革的偉大時
機與解釋世界的思想貧乏共存的時代。正是在這么一種渴求、沖突、希望的背景下，
三年前我第一次讀了安格爾的著作，從中得到強烈的啟發，似乎這是一本專門寫給
我的書。現在，我希望這本選自安格爾《政治學》的書也能帶給讀者同樣的感受。


　　注

　　1 在討論卡斯特洛狄斯（Castoriadis) 與安格爾的時候，羅蒂（Richard 
Rorty）很好地抓住了安格爾的理論位置。他說：“卡斯特洛狄斯與安格爾都愿意
研究而不是破壞現時的人們已有所理解的那些概念，盡管他們不對他們生存其間的 
這個歷史的世界給出最后的判斷”見Richard.Rorty 的《安格爾、卡斯特洛狄斯與
國家未來之羅曼斯》，引自Robin.W.Lovin 與Michael.J.Perry 主編的《批判與建
設：羅伯特·安格爾“政治學”討論論文集》，紐約：劍橋大學出版社1987 年版。

　　2 波瑞·安德森（Perry Anderson）: 《羅伯特·安格爾與加強民主的政治學》
，見其《A Zone of Engagement》，倫敦、紐約出版，Verso，1992 年版，第135 
頁。

　　3 Geoffrey.Hawthorn 在對Rawls （羅爾斯）,Habermas （哈伯瑪斯）及安格
爾的比較研究中指出：羅爾斯和哈伯馬斯對中立性的研究令人擔憂。參見Geoffrey 
Hawthorn 的《實踐理性與社會民主：對安格爾的“激情”與“政治學”兩書的思
考》，見Lovin 與Perry 編輯的《批判與建設》。
　　4 見羅伯特·曼格貝拉·安格爾的《社會理論：其形勢與任務》，劍橋：劍橋
大學出版社1987 年版，第200 －201 頁。

　　5 參見羅伯特·曼格貝拉·安格爾的《錯誤的必然性：激進民主主義反必然主
義的社會理論》，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87 年版，第211 頁。

　　6 安格爾即將出版的著作：《民主的實驗主義》（倫敦、紐約：Verso，1998 
年）詳盡地發展了他的行動綱領構想，并與當代的問題與機遇聯系起來。 相關性：畢業論文,免費畢業論文,大學畢業論文,畢業論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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