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歷史的口語化重寫

《往事》╠╠歷史的口語化重寫

　
近幾年，談話節目在中國大陸可謂風起云涌，光中央臺頻道就“陳列”著《實話實說》、《對話》、《朋友》、《聊天》、《講述》等純談話節目，全國幾乎各省電視臺、城市臺都有數檔談話節目。我想興起的原因有二：一是社會的急劇變革，競爭給每一個人帶來前所未有的心理壓力，人們需要傾訴、聆聽，通過語言的交流達到焦慮的釋解；二是當下興起的解構主義哲學，使任何試圖對真理的闡釋成為眾多話語體系之一，很難有一種話語進入絕對中心。現實環境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極端開放性話語環境，多數觀點是無絕對對，也無絕對錯，因而說話者的說話空間大了，可爭論的東西也自然多了，這就為談話性節目（尤其是議論性節目）的興起提供了良好土壤。
湖北電視臺《往事》欄目自2000年12月31日，世紀之交的前夜誕生，貌似有追逐“談話”之風之嫌，其實是在廣袤的談話節目的土地上開墾了一塊國內電視界尚未開墾的處女地：一、它力避電視談話節目的“追星”風，不做名人明星，而是關注與觀眾身份相似的小人物的命運，深切的平民關懷，更能持久地打動千千萬萬普通百姓的心；二、《往事》以講故事為基本形式，追求主人公命運的跌宕起伏即一種戲劇化人生，符合國人喜歡聽故事的民族傳統接受心理；三、欄目定位于“小人物，大命運”，即小人物的命運故事后一定有大的歷史背景的依托，換一角度說，《往事》人物的戲劇化命運的或然性后必須有它的歷史必然性。于是，個人與歷史統一起來，人間真情與歷史理性統一起來；四、它充分滿足了人類普遍的懷舊心理需要。從心理學解釋：懷舊是一種心理倒退，通過倒退獲得心理釋緩，因此無論是成功人士還是遇挫者都有此“懷舊”情結。

《往事》的本體可以說是對歷史的個體化感性敘述。 這一敘述具有兩大特征。
（一） 歷史復述的非客觀性。
按新歷史主義創始者福柯的觀點，歷史是由政治書寫，我們看到的歷史都是非客觀的。從絕對意義上說，福柯的觀點是對的，它揭示了歷史重寫中意識形態的影響，即后人總是站在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上甚至直接站在某一階級政治立場上來重寫歷史（既然歷史的復現是帶有意識形態性、政治性，由此與歷史的本真狀態有一定距離，因此，我在此只能稱歷史的書寫為歷史的重寫，歷史的講述為歷史的復述）。《往事》節目對歷史的講述本體上是對歷史的口語式書寫，因此也逾越不了歷史書寫的非客觀性的牢籠。反過來說，《往事》也正是承認了歷史書寫的非客觀性這一基礎，它才放開手腳，充分發揮電視手段，讓編導的歷史理性蘊藉于雙重敘事中：1、通過選擇題材，選擇講述人，剪輯當事人的歷史復述，來體現編導的歷史主體意識；2、外景內容的設計、拍攝更能直接、自由地展現編導對歷史的主觀認識。《往事》的外景有交待主人公生存環境的，有展現事發地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的，有為加快敘述節奏以畫外音直接了當地交待情節的。總之，《往事》外景所發揮的敘述功能多樣而靈活，最直接地反映了編導通過主人公命運而對歷史的體認。
在《往事》欄目中，其實都是今人（當事人、編導）說“往事”，都在以今天的現實背景為依托來重述歷史，這自然存在歷史敘述的現代視角，從而使“古”中也兼備了獨特的新聞性，從而產生接受效果的最大化。
（二） 歷史書寫的口語式使歷史的重述更真實，更富人本意識。
歷史的重寫在《往事》中是以口語化形式出場的。電視談話節目中敘述人的語言一般是脫口而出，主持人的提問對敘述人是臨場突然而至，因此在無心理防備下的敘事人的口語回答遠比鄭重的書寫更具真實（無掩飾），甚至呈現出諸多無意識。所以口語化的歷史重寫比文字記載的歷史更本真，更人本化和人性化。
《往事》把受眾帶入中國現當代不同時期的歷史，尤其帶入到不同時期的人文環境。《故事，銘刻在雪山》，通過把氧氣讓給戰友，自己甘當人梯的劉連滿的故事，使我們重溫五、六十年代那種絕對大公無私的集體主義精神；《一封信與一位女知青》及《此情可問天》，把我們帶入單純、熱情、充滿理想主義色彩和犧牲精神的知青歲月；《中國合作醫療之父秦湘官》，撥動了合作醫療時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歷史弦音。難能可貴的是，《往事》欄目組十多位30歲上下的青年編導，在歷史重述的非客觀性基礎上充分發揮編導的主體意識，以積極的歷史態度把握自己并未親歷的遙遠歷史，使《往事》節目產生出懷舊而不傷感的“往事如歌”的積極昂揚的審美效果。這與當下不少忽視媒體與生俱來的意識形態性的電視節目相比是難能可貴，尤值稱道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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