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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詩性的事業
教育是詩性的事業。
這是我對教育事業的看法。想想吧，我們將醫務工作者頌稱為“白衣天使”，而“白衣天使”們，在當代社會中，無一不是由醫科專門院校培養出來的。他們救死扶傷的醫術得自于醫科院校，他們的醫德，其實最初也得自于那些院校。
這么一想，教育事業的詩性簡直是不容置疑的了。
但我在調到大學之前，關于教育事業的看法，是很受到一些朋友們的善意告誡的。他們批判我濃厚的主觀傾向，指出我先將某事業詩化，進而圣化，再進而投身其中，潛意識里，為的是獲得一種良好的自我感覺罷了。
現在，我已經調至大學兩年了，無需朋友們再批判，我自己也開始意識到，我確乎又一次犯了太過理想主義的錯誤。我本是企圖逃避浮躁的包圍，才決定調入大學的。我覺得沒有如愿以償。并且，連我自己也又浮躁起來。第一學年我幾乎沒對學生發過脾氣，甚至沒批評過哪一名學生。而這一學年，我已發過幾次脾氣。批評起某些學生來，態度也相當嚴厲了。
然而，每靜思之，我仍覺得——教育確乎多少有點詩性的特征。其詩性，是我從我的同行們身上發現的。他們性格各異，授課的方式方法很不一樣；對大學教學使命的理解，也不一樣。甚至觀點是對立的。
但他們一進入教室，踏上講臺，每一個人似乎都變了。那45分鐘，我相信，是我的同行們最為認真對待的45分鐘。也是他們各自將自己的精神狀態體現得最為飽滿的45分鐘。連他們中誰正在看病，都是絲毫也不愿被學生看出來的。
但是在那45分鐘里，他們內心里的愿望，卻是任誰都不難看出來的。那愿望可歸結為如下的無聲話語：
“我要將我頭腦里一切可以叫作‘知識’的積累統統給予你們！”
“如果竟非你們所想要，告訴我，你們真正想要怎樣的知識？”
“如果我的方式和方法并不可取，那么，請向我及時提出你們的建議！”
我曾佇立教室門外聽我的同行們上過課。那時，我覺得他們每個人都很美。無論年老的，年輕的；無論與我的教學觀點一致的或對立的。那時，在我心目中，他們每一個人都是可愛的。
給予知識……想多多給予……恨不得一下子統統給予……給予的越多，自己越欣慰。反之，沮喪、失落、迷惘。可以不那么一廂情愿，卻偏偏那么的不遺余力。
近乎推銷，直銷，卻不是買賣。是一個“場”，卻不是市場。不見現金交易的情形，也不是期貨般的待價而拋。有時很急，但乃因不知怎樣成功地給予才好。這一種急和盈利與否沒什么關系。是的，由此，我仍能感受到教育的些許詩性。
我也經常想到教育在另外一些地方的情形。
我曾與我的作家同行鐵凝一道，為湖北窮困山區的一所窮困小學去捐點兒我們幾位作家的稿費。那小學只有一名教師，叫胡大青。他既是老師，也是父親般的“家長”，還是為學生們做飯的人。那些窮困山民的孩子們將鐵凝送給他們的彩色橡皮當成糖塊塞入口中，鐵凝的眼淚奪眶而出。胡大青老師每天6點多鐘，要劃一只巨大的木盆，將他的幾名學生由湖對岸接到學校這一邊來，晚上再送回去……
鐵凝離別時對胡大青說：“你和你的小學是一首詩……”
我也曾與導演李少紅去過江西窮困山區的一所小學。一名上海女知青留在那里當了校長。為了那些與她難分難舍的學生，她一次次放棄了返回上海的機會……
李少紅曾深有感觸地說：“教育是一件能使人變成它的信徒的事情。”
而我自己，在北大荒當過3年小學教師。我當年認識了十幾位北大荒的中小學校長。如今，他們有的已經不在人世；有的，已經是六七十歲的老人了。他們的人生價值，全體現在當年那些簡陋得不能再簡陋的教室里了。而從那樣一些教室里，走出了現在北大的經濟學院院長劉偉，走出了北京電影學院黨委副書記王黎光。
教育在那樣一些地方、那樣一些教室里“受洗”。
劉偉和黎光，我的兩位朋友，對于教育的詩性，比我有更深的領悟。
大學是使教育輝煌起來的地方，也是使教育熱鬧起來的地方，還是使教育每每變為沽名釣譽之“場”的地方。但是，任什么都改變不了這一點——在教育“受洗”的地方，許許多多為窮困孩子們求知若渴的心“點燈的人”，他們的光輝，必也會照到大學來。
因為他們是大學里的我們的同行。他們是我們的鏡子——背面不是水銀，而是教育的詩性。
它一照我們，我們就愿更敬業一些…… (梁曉聲：作家，北京語言文化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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