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成本與人治成本/郝鐵川

法治成本與人治成本/郝鐵川

法治成本與人治成本

2000年8月31日 14:37 郝鐵川博士 《法學》月刊主編 教授
經濟分析法學認為，每一個有理性的人在選擇一定的行為方式時都會堅持三個原則：第一，投入較少原則；第二，一舉兩得原則；第三，成功率較高原則。


這一從常識中提升的理論告訴我們，人是天生的經濟人，他選擇什么、放棄什么，都會本能地進行一番成本與收益的盤算。那種完全超越現實功利、一味追求未來理想的行為在任何社會都只能是少數人的行為，絕大多數人還是怎么方便、便宜就怎么來。


就說人治與法治吧，自然經濟社會之所以流行人治、排斥法治，是因為那時的人們感到人治比法治省錢、省力；商品（市場）經濟社會之所以推崇法治、否定人治，是因為人們感到法治成本比人治成本低，既方便又安全。


在自然經濟社會，盡管也有法律、法庭和法官，但由于沒有電話、電報、傳真等現代通訊手段，沒有汽車、火車、飛機等現代交通工具，老百姓打一場官司跋山涉水，從窮鄉僻壤步行到城里，耗時費力，破財不計其數，應酬不勝其苦。相反，若是讓族長、紳士等出面裁決是非，則省時省力，免受不少破財勞累之苦。在這種情況下，憑什么讓老百姓去選擇法治而不選擇人治呢？


而在市場經濟社會，人們不再是聚族而居，而是哪里有利潤就往哪里跑，現代媒體和交通工具又能把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縮小至零，選擇統一性的法律作為交易規則，要比應付自然經濟社會千姿百態的地域性風俗習慣方便；選擇司法程序來解決糾紛，要比千辛萬苦地選擇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熟人的調解迅捷；選擇國家強制力來捍衛自己的權益，要比私力解決更省力、有利。因此，人們感到選擇法治的成本低于人治，自然要告別人治。


一些宣傳法治的人往往著眼于法在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中的重要作用，但卻忽略了尋常百姓是否接受法治，并非基于什么抽象的正義、公平，而是具體的一筆賬，付出是多少，收益又如何，值不值得。如果訴訟成本讓人感到難以承受，那么當事人情愿私了，“不蒸包子蒸（爭）口氣”的人畢竟是少數。


由于一個國家和一個社會的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各個階層的社會經濟生活條件各不相同，法治與人治的成本與收益對每一個人來說，必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因此，要想使所有的人都接受法治，在所有的地區都實現法治，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是一段漫長的路程。電影《被告山杠爺》上映之后，有的觀眾在《文匯報》上提出質疑：不管山杠爺的手段如何，從客觀效果來看，那個偏僻的山村被山杠爺管得井井有條，計劃生育搞得好，社會治安搞得好，生產年年有進步，尊老愛幼，民風淳樸。法律不顧這樣的客觀事實，只抓住山杠爺讓一潑婦游街、導致潑婦羞憤自盡一事，把山杠爺投進大牢，那么，法治還要不要最終以社會實踐、客觀效果為檢驗尺度？這樣的質疑并非毫無道理。在那些窮鄉僻壤，究竟是法治行得通，還是人治行得通，實在是值得我們思考的一個問題。為什么一些地方的鄉鎮領導總是努力讓一些家資殷實，略有“潑皮”氣息的人當村干部？無非是這些人辦事有實力，彌補了政府執法成本不足的缺陷。還有，《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為什么一開始不懼艱辛地向司法機關“討個說法”，但當最后村長被實施治安拘留處罰之后，秋菊卻又困惑不解，這樣的結果并不是她要討的“說法”。這是因為，秋菊很清楚，她得到的這一“收益”抵不過她將要付出的成本：她還要和村長一家相處，低頭不見抬頭見，然而這次村長被拘留，將導致兩家結成世仇，怨怨相報何時了，人間征戰幾時休？秋菊愿付出這樣高的成本嗎？


兩年前，我參觀西南一個窮困地區的監獄時，問一個還算老實巴交的犯人在獄中感覺如何，他講道：“比我在家里好多了，在這里有吃有穿，還多少能掙點錢，但在家鄉吃穿難保，分文不得。我已給我弟弟寫信了，讓他也想辦法來這里蹲幾年。”聽了這段話，我不由憤激地向監獄長說：與其讓他在這里蹲幾年，還不如讓他在鄉里多游幾次街！

法治是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的產物，法治是“奢侈品”。要想實現法治，一定要讓法治的成本低于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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