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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與法律觀念變革
郝鐵川加入WTO意味著我國的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各個方面與國際慣例接軌，意味著我國的法律入世。這就不能不引起我國法律觀念的變革。
第一，在立法方面，我們將從過去的“先市場，后規則”轉變為“先規則，后市場”。
我國的改革開放初始階段具有摸著石頭過河的特點，一切均無先例可以照搬，只好先培育市場聽任一個階段的市場的自發性之后,積累了一定的經驗教訓，再制定法律規則。立法滯后于市場，是我國法制過去的一個顯著特征。
加入WTO之后，情況就不同了。現在是規則在前，市場在后。不僅規則領先于市場，而且規則還要公布，不公布的不得實施，公布還要及時。WTO規定，成員方應迅速公布和公開有關貿易的法律、法規、政策、措施、司法判決和行政裁定，最遲應在生效之時公布或公開，使其他成員和貿易商及時得以知曉，在公布之前不得提前采取措施。
第二，在執法方面，我國的政府要從過去的權力本位轉變為責任（義務）本位。
計劃經濟年代的政府擁有配置一切資源的權力，是萬能型的政府。
而如今不同了，WTO95％的規則是約束政府的，入世首先是政府入世，政府的權力受到了WTO的制約。在國內，國有制和低層次國有制的集體所有制的一統天下被打破了，企業納稅購買政府服務的關系凸顯了，納稅人控制政府的意識增強了。因此，政府現在變成了一個惟有提供優質服務才能生存的政府，變成了一個先履行責任、義務才能擁有權力的政府。
第三，在司法方面，我國的司法活動要從過去的平民型轉變為精英型。
在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年代，社會關系相對簡單，司法活動的專業技術性不強，那種帶卷下鄉，田間地頭、大槐樹下就地審判，以群眾呼口號開始，拍手稱快結束為標志的審判方式，在當時既具有必然性，也具有合理性。
但加入WTO之后就不同了，涉外訴訟、跨國訴訟要求參與司法活動的人具有良好的外語水平、一定的世界歷史文化知識，這遠非常人能勝任。再看一下WTO關于解決爭端的機制，精英司法的特色更加突出。突出表現在專家組審理爭端和專家組成上訴機構的規定上。專家組通常由三人組成，他們均以個人身份工作，不代表任何政府或組織，WTO成員不得對他們作指示或施加影響。為便于指定專家組成員，WTO秘書處備有一份符合資格要求的人選名單。上訴機構的成員被限定為在法律、國際貿易和WTO協定方面被公認的權威，并具有廣泛代表性和嚴格的獨立性。
第四，在守法方面，我國公民和法人要從義務本位轉變為權利本位。
與加入WTO要求政府樹立責任（義務）本位觀念相反，加入WTO要求公民和法人樹立的則是權利本位，積極地“為權利而斗爭”。計劃經濟年代政府信奉權力本位，勢必要求公民與法人恪守義務本位訓條。如今加入WTO，政府轉變為義務本位，公民與法人就要轉變為權利本位。
在WTO規則中，政府往往是公民與法人行使權利的代理人，你不委托政府，政府就難盡保障公民與法人權益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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