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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的企業家階層
在更為悠長的歷史跨度中，我們是否有可能對一個被長期漠視甚至妖魔化的階層進行新的觀察？那似乎是一群從來沒有出現過的人。
這是一個不公平的景象。
在當代中國史的課本上，幾乎沒有企業家的影子。那似乎是一群從來沒有出現過的人，盡管他們為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帶來了機紡棉布、電燈、收音機和帶空調的房子。
榮氏商族的中國式沉浮
1979年9月的一天，法國學者瑪麗·白吉爾坐在中國政協大樓里，等待一個重要接見。白吉爾是西方著名的中國近代史專家，曾參與了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史》的寫作。她后來記錄那次會見場面時寫道：“這位官員從門外進來，后面跟著五六個隨行人員。從他的外表看，似乎要比其63歲的實際年齡年輕一些。他身穿中國官員慣常的中山裝，但他所顯露的那種靈活的步姿和舉止，卻使我驟然聯想到美國商人。他插在胸前口袋的鍍金鋼筆和戴在手腕上的高級手表，以及腳上穿的意大利皮鞋，就足以使人意識到，這位官員非同尋常。”
跟白吉爾見面的這位官員是榮毅仁——晚清和民國時期最大的民族資本家榮德生的兒子。榮家曾經控制了中國將近一半的面粉和棉紡工廠，被稱為是“中國的洛克菲勒”。僅僅幾年前，榮毅仁還是被批判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在鍋爐房運煤和打掃廁所；在文革期間，他的食指被紅衛兵打斷。而現在，他是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的董事長。
白吉爾后來寫道：“中國目前將現代化置于革命之上的做法，促使我意識到必須重新估計中國商人在20世紀歷史進程中的貢獻，并將長期以來教條地把革命與現代化兩者混為一談的現象加以澄清。”
他們曾默默地決定歷史
那么，在更為悠長的歷史跨度中，我們是否有可能對一個被長期漠視甚至妖魔化的階層進行新的觀察？
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中，國家政權與市民社會間的辨證關系，始終是中國現代化的中心問題。官方的主動性與市民社會的自發行動，國家機構與民間組織，以及它們之間的合作、分工與沖突，構成了中國社會進步的所有表象。在這其間，企業家階層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某些時刻，他們甚至主導過歷史的演進。在很多企業家身上所展現出來的理想主義氣質，比很多知識分子、政客要顯得更加的理性和真實。
1919年的“五四運動”在中國現代史上是一個偉大的標志性事件，現在為人們所記憶的先驅者都是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我們可以輕易地報出他們的名字，而不為人所注意的另外一個事實是：它得到了全國各中心城市企業家階層的呼應，當時僅上海一地，就有約43家工廠的6萬名工人參與罷工、罷市的抗議活動，他們顯然得到了工廠主們的支持、默許或容忍。在某種意義上，如果沒有商業團體及工人的支持，五四運動僅僅是一場激動人心的學生抗議而已。因此，白吉爾在評論1920年代的企業家時說：“那些企業家，都是擯棄舊觀念、倡導新思想的超群人物。在這種意義上，他們對中國社會現代化所作的貢獻，與五四運動中知識分子的杰出作用相比，可謂是一珠雙璧——盡管他們沒有像后者那樣的慷慨激昂。”
也許從商業的角度審視國家的衍變，我們會得出一些很新鮮的結論。
譬如，很少有學者注意到：過去百年中兩大政權的覆滅——清帝國的滅亡及蔣介石政權失去大陸，都與其國有官僚資本的畸形龐大有關。1911年辛亥革命的引爆點，便是朝廷試圖收回鐵路的建造權；而在1940年代，以所謂“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官僚資本集團，則顯然對國家治理帶來了重大的負面效應。這樣的觀察以及所得出的歷史教訓，值得當世的人們予以深度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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