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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加繆存在主義思想的人道主義內涵
試論加繆存在主義思想的人道主義內涵關鍵詞：加繆；人道主義；反抗
論文摘要：通過對加繆著作哲理內涵的深入分析和理解，闡釋加繆對荒誕的認識和對命運的反抗，以把握加繆人道主義思想的發展脈絡。旨于展現加繆最終想告訴我們的是：人的生活雖然有黑暗的地獄作為終點，但其旅程畢竟還是可以充滿歡樂的，世界的本質是荒謬的，只有反抗才使其具有意義。
一、加繆與存在主義
存在主義文學于二十世紀流行于歐美，是在存在主義哲學基礎上形成的文學流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產生于法國，以薩特、加繆為代表作家。存在主義的產生與它所處的時代和社會背景密不可分：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歐洲資產階級文明的終結，“上帝死了”使宗教在西方根深蒂固的地位動搖，開始了“一切價值重估”.二十世紀以來，工業文明前所未有的發達，但物質以外，人在精神上的困惑和不安也隨之而來，人們開始缺乏歸屬感，深刻感受到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異化，人不僅對世界，同時也對自己產生了深刻懷疑。于是，存在主義在此時應運而生，它是試圖化解人對于荒誕所感受的異化感和找不到出路的迷茫感的良藥。
存在主義的哲學依據主要是“存在先于本質”、“自由選擇”和“世界是荒誕的”.與其他后現代主義思潮不同，存在主義注重形象勝于抽象，作家們往往善于在作品中不同程度地體現哲學和思辨色彩；其文學題材無論是現實的還是虛構的，總是表現出對人及其生存狀況的深切關注；其基本主題是在極限的境遇里，揭露世界和人的存在的荒誕性，表現人在荒誕、絕望境況中的精神自由和自由選擇；它并不只是要人意識到自己陷入了精神的絕境，還試圖給在荒誕中苦苦掙扎的人們指出一條生路：重新建立人生觀，這個重建包括反抗、自由、激情。
加繆，一向被視為法國存在主義的代表人物，盡管他一直否認在他身上冠以這個稱號。事實上，每一個存在主義者身上，都有一種不同的存在主義。加繆的存在主義，與薩特不同，他并不試圖解釋世界的荒誕性，他的關注在于人如何在荒誕中生存，并著重體現愛與反抗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加繆從不以人道主義者自居，但他在作品中往往直面人、人的尊嚴、人的命運以及人應該怎樣選擇人生之路。加繆雖然沒有形成其完整的存在主義哲學體系，然而，在他作品中所表現出的存在主義思想和人道主義精髓遠遠比哲學內涵更為豐富。
二、加繆的人道主義情懷
所謂人道主義，即是將人、人的尊嚴、人的本質和人的生存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并以追尋人的幸福為終極目標。《紐約時報》用這樣的話來評價加繆：“這是從戰后混亂中冒出來的少有的文學之聲，充滿和諧又有分寸的人道主義聲音。”[1]111的確，終其一生，加繆一直在探討人面對荒誕所應具有的心態及其生存方式，人道主義的思想貫穿了他文學創作的始終，他試圖在人的精神虛無之上重建“以人為本”的道德價值觀。加繆發現，自由選擇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世界的荒誕性，只有傳統意義的人道主義才能使我們找到人存在的價值。
加繆認為，生命的存在是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珍惜生命、激情生活是作為一個具有個體存在價值的人應該持有的態度，此外，加繆反對虛無主義，他試圖告訴我們，“人應該認識到他的唯一的財富是生命，而生命既是必然要消逝的，同時又是可以盡量加以開發的，人應該而且能夠在這個世界中獲得生存的勇氣，甚至幸福”.同時加繆也否定了自殺與死亡，認為反抗才是生命存在的動力，是人類尊嚴的體現，是充實自身的過程。加繆的“反抗”哲學突破了個人狹隘，是對于自我精神的超越。
在《鼠疫》中加繆曾提到：人的感情能夠戰勝對死亡的恐懼。加繆相信，愛的力量可以幫助人們在絕望之中找到希望、戰勝荒誕；朋友之愛、親人之愛、情侶之愛會將人與人聯系在一起，從此遠離孤獨與恐懼；愛是一種對集體和社會的責任感，人應勇于奉獻和犧牲，并認識到“他人”是自我幸福的一部分。加繆希望可以用愛來改造人生，實現向平等、博愛的人道主義的復歸。
加繆的作品中，其人物原型或哲學理念，往往與古希臘思想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他借助古希臘精神表達對社會的民主與均衡、自由與正義以及人與人之間團結友好的渴望，所以在其字里行間，總是脫不去對和諧的向往和追求——追求一種和諧的語言、和諧的感情、和諧的思想。加繆的人道主義主要是以關注人的生存狀況為中心，著重體現愛與節制的反抗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三、加繆的人道主義思想嬗變
眾所周知，加繆的創作風格具有其獨特性。加繆早期顯示出了令羅蘭·巴特“驚艷”的“零度風格”,即運用客觀敘述的白描筆法、采用樸素的感情語調。但加繆中后期的創作卻偏離了原本的零度風格，開始向“暖瓶”過渡，其感情基調也逐漸濃厚，不再像早期創作一樣保持著“局外”式的冷漠。可以說加繆是在不斷的寫作嘗試中，漸漸豐富和完善了自我，他最終沒有成功完成零度寫作的實驗，而是開始專注地、窮盡他的一生之力去實踐其人道主義理想。
與創作方法的漸變一致，加繆的人道主義思想也具有其清晰的發展脈絡。他的思想經歷了由個人人道主義向集體人道主義的轉變，并循序漸進形成了一個完整的人道主義思想體系。在創作早期作品《局外人》時，加繆對世界和人生的態度充滿消極色彩，他認為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人能夠真正主宰自己的命運，人無論做什么都對世界沒有影響，人除了認識荒誕并麻木地接受命運之外別無選擇。
但顯然，寫作《西西弗斯神話》時的加繆已經改變了這種看法，他不再認為人應該被動地接受命運，而是無論世界怎樣荒誕殘酷，人都應在接受的同時保有自我的尊嚴，證明世界固然是無意義的，但人的存在卻是有意義的。這一階段加繆的思想已經從消極向積極演進，他致力于思考人的尊嚴和個體存在價值的實現對人的生存至關重要，在對待人性的問題上，他也有了樂觀的態度。二戰爆發后，加繆的思想出現了根本轉型，此時他創作了小說《鼠疫》，他意識到個體存在價值的實現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人的生存困境，只有擁有積極的心態和奉獻的精神，用集體的力量行動起來反抗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至此，加繆的反抗哲學逐漸顯形，其人道主義思想也達到了高潮。
加繆的人道主義思想所要表達的是：身處荒誕的世界，人具有尊嚴和自我價值，可以在對抗中表現精神獨立與自由人格，能夠在絕境中克服并戰勝荒誕的命運，最終體現其堅定的人道主義精神。
四、《反抗者》：加繆的人道主義思想精髓
“我反抗故我在”,這是加繆在文學創作中所表達的潛臺詞。加繆認為，當人面臨荒誕與死亡，只有樂觀、勇敢地抗爭，人生才會擁有希望和未來。
1951年，加繆的《反抗者》經歷多年的思想沉淀最終發表，這部隨筆集是關于加繆多年來對人道主義思考的集中體現與總結，體現了他堅定的理想和對世界、對全人類的責任感。《反抗者》的出版使加繆與薩特多年的友誼毀于一旦，并在此后陸續受到多方的責難和非議，陰影一直籠罩在加繆的頭頂，直至其生命的結束。
加繆用《反抗者》來告訴我們：人性的力量可以改變荒誕的存在；愛的力量可以幫助人們從容面對困境；反抗的力量可以戰勝荒誕、改寫命運。但同時，加繆又告訴我們，這種反抗必須是節制有限度的，而不是毫無理性的。加繆反對極權與****,反對暴力的斗爭，反對將“反抗”凌駕于人性之上，反對意識形態干預人的自由發展。
加繆與薩特友誼的瓦解在于他們對待政治的態度有著嚴重分歧。加繆的《反抗者》體現了堅定的人道主義理想，其創作的首要目標是當時的共產國際和蘇聯社會主義。作為一個完美主義者，加繆無法容忍人道主義在蘇聯共產主義的演進過程中成為一曲挽歌，于是他開始思索如何防止反抗意識成為暴力革命、民主共和演化為極權專政。而薩特盡管也同樣反對集中營，但他更關注于共產主義制度整體上所代表的歷史進步，他認為加繆的觀點無異于將革命的暴力與法西斯專政畫上等號，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否定。事實證明，加繆的思想同樣帶有片面性，有失客觀，但加繆畢竟不是政治家，他無法提出一個完美的社會改良方案，然而，在加繆的思想中，“世間的確存在著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這一信念始終伴隨著他思想發展的全過程，影響了他文學創作的始終。
古希臘代表著加繆的一個美好的社會理想，于是在他在《反抗者》中引入了古希臘人文主義——“地中海思想”,即延續古希臘均衡節制的人文主義，形成以反抗為中心、關注人類生存的新人道主義，希望可以借此實現和諧、民主、自由等美好的社會理想。與暴力的非理性相反，加繆的反抗是理性的，有條件的，它體現了人的尊嚴和存在價值，具有明顯的崇高性。加繆的終極目標是追求幸福，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尋找生命和生活本身的意義。
《反抗者》作為一位思想家的自我完善和升華，是加繆在存在主義道路上踏出的又一個前進腳印，也是他一生人道主義思想發展的制高點。《反抗者》形象“闡釋了人對抗荒誕的哲理，探討在精神上、現實里、社會中進行這種反抗與超越的方式與道路，從而在理論闡述與形象表現兩方面使他‘荒誕—反抗’的哲理體系得以完整化、完善化”[1]15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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