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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蠻”和“文明”之爭
——英國早期游記的中國形象考察：綜述
比起其他歐洲人，英國人來到中國要遲得多。當然，我們在這里并不想探討誰是第一個來華的歐洲人、英國人；我們更感興趣的是這些旅行者留下的游記或其他類似著作。其實，就時間先后而言，游記的情況也是一樣的，因為，一般來說，沒有旅行哪有游記，而且一般也是先游先記先出版的。
關于中國的第一部也是迄今為止最著名的西方游記，顯然是威尼斯人馬可波羅于1298和1299年在獄中完成的《馬可波羅游記》（The Travels）。隨后，關于中國的消息似乎在西方沉寂了兩個多世紀，直至16世紀后，由葡萄牙航海者開路，西班牙、荷蘭、法蘭西等國的遠洋船只接踵而至，（其實是）歐中之間的單向交往重又開始，而且空前熱鬧。航海者、商人、傳教士甚至外交使節（團）先后或同時來到，其中的傳教士、外交使節更是深入到中國內地、北京，他們寫下了諸如《16世紀的中國南部》（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1550－1575）、《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ourses）等關于在中國經歷的傳世佳作。
至于英國，其實在其逐漸崛起的18世紀之前，就有人對中國感興趣。其中較為著名的有：約翰·韋伯（John Webb，1611－1672）之于中國語言文字、托馬斯·布朗（Thomas Browne，1605－1682）之于中國瓷器、威廉·坦布爾（William Temple，1628－1699）之于中國園林等。但是，他們都從未踏上夢想中的那塊神奇的土地，他們的主要消息來源多是耶穌會士發回的報道和其他歐洲人來華的見聞錄或游記。
英國人根據自己的實地考察寫成的關于中國的游記差不多在18世紀中葉以后才形成一定的規模。具體情況是這樣的：18世紀前僅有兩部，當時出版了一部，即彼得·芒笛（Peter Mundy，1637，該年代代表作者來中國的時間）的《彼得·芒笛歐洲、亞洲旅行記》（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sia，該書稿可能是英國旅行者寫的第一部游記，但遲至1907年才開始被整理出版，共6卷）、威廉·丹皮爾（William Dampier，1683－1684）的《新環球航海記》（A New Voyage Around the World，1697）。隨后英國旅行者沉寂了近40年，才有蘇格蘭人約翰·貝爾（John Bell，1720）作為俄國使團的醫生經陸路從蒙古進入北京，寫有兩卷本《從俄羅斯的圣彼得堡到亞洲各地的旅行記》（Travels from St. Pete rsburg in Russia，to Various Parts of Asia，1762）。又隔了20余年，海軍上將、著名的喬治·安遜勛爵（Lord George An son，1742、1743）率領艦隊，兩次到達中國，寫有《環球航海記》（A Voyage Round the World，1748）。這部游記第一次猛烈地抨擊中國的政府腐敗及國民性的卑劣，給當時歐洲的“中國熱”澆了一盆冷水，
據說對孟德斯鳩、盧梭、黑格爾乃至馬克思的中國觀都產生了較大影響。幾乎與安遜勛爵同時到達中國的威廉·錢伯斯（William Chambers，1742），雖然他當時的身份是一艘瑞典商船的押運員，但他來到中國后就“不務正業”，專門在廣東各地考察并素描當地的建筑、家具、服飾、機械和生活用具，先后出版了《論中國人的建筑、家具、服飾、機械和生活用具》（A Treatise on Buildings，Furnitures，Costumes，Machines and Utensils of the Chinese People，1757）和《論東方園林》（A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s，1772）兩書。他在1757－62之間，還設計了皇家園林“Kew Garden”，被認為是18世紀歐洲最具東方色彩、中國風格的園林。航海家、商人一般只能傳達讓本國人將信將疑的信息，販賣絲綢、瓷器等有限的貨物，而藝術家卻能把自己的所見所聞用于職業實踐，創造出嶄新的作品來。此后直至該世紀末的英國第一個外交使團即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的半個世紀里，至少還有三位英國人根據他們的中國之行寫成旅行記，但其中威廉·希基（William Hickey，1768）的“回憶錄”到了20世紀上半葉才出版。
以上例舉的8人，除約翰·貝爾以俄國外交使團成員的名義自陸路到達北京外，其他7位均以航海家、軍人或商人的身份自海路前來，他們對中國的觀察范圍或足跡從未超出過澳門、廣州及附近的島嶼，而且一般停留時間較短，行動受到很大限制，交往的中國人也以碼頭苦力、外貿代理商（英國人稱其為Hong Merchants）及有數的幾個中下層官員為主。因此，他們所看到的中國其實僅僅是其中的一隅（其實從中國在他們的游記中所占一兩個章節的比例也可看出）。“從冰山的一角可以推斷其全貌”，此話不假，因為，整個冰山的質地是一樣的。但號稱當時世界第一大帝國的中國不是冰山，廣州的“特”顯然不能代表中國的“普”，因此，靠他們對當地的皮相觀察，就演繹歸納出對中國的普遍性認識，必然是“誤釋”或誤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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