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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歷史論文
《新唐書·百官志三》“國子監(jiān)”條云：“祭酒一人，從三品；司業(yè)二人，從四品下。掌儒學訓導之政，總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律、書、算凡七學……丞一人，從六品下，掌判監(jiān)事。每歲，七學生業(yè)成，與司業(yè)、祭酒蒞試，登第者上于禮部。主簿一人，從七品下。掌印，句督監(jiān)事。七學生不率教者，舉而免之。”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唐代廣文館的學生與其他六學的學生一樣，是被國子監(jiān)統(tǒng)一管理的，而且唐代廣文館的地位排在國子學和太學之后，在四門學、律學、書學和算學之上。唐代廣文館創(chuàng)立之初，雖然經(jīng)歷過“雨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子館”,但是并未“自是遂廢”,而是一直存在至唐末或許直至唐亡。
一、唐代廣文館創(chuàng)立的時間
《大唐六典》是“初唐以迄中唐的一部社會制度史”,成書于開元二十六年（738），書中在講到國子監(jiān)的機構組成時，提到了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和算學等六學，并未提及“廣文”二字。經(jīng)學者考證，并非《大唐六典》遺漏不記“廣文館”,而是在開元二十六年以前廣文館還沒有創(chuàng)立。
在《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舊唐書》卷二十四《禮儀志四》、《唐會要》卷六十六《廣文館》、《唐摭言》卷一《廣文》、《舊唐書》卷四十四《職官志三》、《新唐書》卷四十四《選舉志》等史籍記載中，廣文館是于唐玄宗天寶九年（750）秋，在國子監(jiān)創(chuàng)立的。據(jù)《唐語林》卷二《補遺》中所知，初建之時，“國學增置廣文館，在國學西北隅，與安上門相對”.
二、唐代廣文館存在的時間
唐代廣文館的創(chuàng)立時間已是確定無疑了。接下來，要澄清的是唐代廣文館的存廢時間問題。據(jù)《新唐書》卷二〇二《文苑傳中·鄭虔傳》記載：鄭虔在廣文館中就職，“久之，雨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又據(jù)《唐語林》卷二《補遺》中記載：“廊宇粗建，會（天寶）十三年，秋霖一百余日，多有倒塌。主司稍稍毀撤，將充他用，而廣文寄在國子館中”.廣文館創(chuàng)立之初使用的房屋，在第四年（754）就因天災倒塌或損害嚴重而無法維持正常的教學了。面對沒有教學地點的事實，廣文館的命運是“自是遂廢”呢，還是繼續(xù)存在下去呢？正確答案是后者。且看：
《唐會要》卷九十一《內(nèi)外官料錢》記載著唐代宗大歷十二年（777）的一條史實：“四月二十八日，度支奏：加給京百司文武官及京兆府縣官每月料錢等，具體如后……國子太學、四門、廣文等博士……各十二貫文，國子主簿十貫文；大學廣文助教各四貫一百一十六文……”這說明，在唐代廣文館的廡舍損毀之后的第23年，時任廣文博士和廣文助教的官員都在繼續(xù)工作，并由上級部門發(fā)放每月的“料錢”.廣文館并未被廢除。
《唐會要》卷九十一《內(nèi)外官料錢》記載著唐德宗貞元四年（788）的一條史料：“中書門下奏：京文武及京兆府縣官，總三千七十七員，據(jù)元給及新加，每月當錢五萬一千四百四貫六百十七文，……國子祭酒八十貫文……司業(yè)六十五貫文……國子博士四十貫文……大學、廣文、四門博士各二十五貫文……國子助教、廣文助教各二十貫文……”這說明，在唐代廣文館的廡舍損毀之后的第34年，時任廣文博士和廣文助教的官員仍在工作，并由上級部門發(fā)放每月的“料錢”.廣文館并未被廢除。
《全唐文》卷548韓愈《請上尊號表》中曰：“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稱，身雖微賤，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文章中有“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生”言，可知，當時廣文館存在于國子監(jiān)中。此文為韓愈任職國子監(jiān)領導即國子祭酒時所作。韓愈任國子祭酒之職的時間段為唐憲宗元和十五年至唐穆宗長慶元年，即公元820~821年。換言之，至唐憲宗末年或唐穆宗初年，廣文館依然存在于國子監(jiān)中，那是在唐代廣文館的廡舍損毀之后的第66~67年。
《唐故朝請大夫尚書刑部郎中上柱國范陽盧（就）府君墓志銘》（大中六年二月廿三日），“開成末，李公任宰相，以盧氏甥有嫌，不得為御史拾遺，旬月除廣文館博士”.此墓志銘中記載，盧氏甥在開成末年被任命為“廣文館博士”.“廣文館博士”一職既然在開成末年存在，那廣文館亦存在于開成末年無疑。“開成”為唐文宗的年號，時值公元836年正月至840年十二月。所以，到公元840年左右，唐代廣文館仍然存在于世。那是在唐代廣文館廡舍損毀之后的第86年左右。
另外，據(jù)周紹良主編《唐代墓志匯編》之《乾符013》記載：李推賢在唐宣宗時任過廣文博士一職；據(jù)《新唐書》（卷70上）記載：李彬在唐宣宗時任過廣文博士一職。唐宣宗李忱于公元846~859年在位。可知，至少到公元846年，唐代廣文館仍然存在于世。那是在唐代廣文館的廡舍損毀之后的第92年。
還有，據(jù)周紹良主編《唐代墓志匯編》之《咸通105》記載：賈洮在唐懿宗時任過廣文助教之職；據(jù)《新唐書》（卷75上）記載：鄭頊在唐懿宗時任過廣文助教之職。唐懿宗李漼于公元859~873年在位。可知，至少到公元859年，唐代廣文館仍然存在于世。那是在唐代廣文館的廡舍損毀之后的第105年。
另據(jù)“張策，字少逸，敦煌人。……妙通因果，酷奉空教，未弱冠，落發(fā)為僧，居雍之慈恩精廬，頗有高致。唐廣明末，大盜犯闕，策遂初返初服，奉父母逃難，君子多之。既丁家難，以孝聞。服滿，自屏郊藪，一無干進意，若是者十余載，方出為廣文博士，改秘書郎”.文中“大盜犯闕”是指黃巢起義軍進入長安城，時間為唐僖宗廣明元年（880）。此后，張策奉養(yǎng)父母，避亂田里十多年。大概在公元890年以后即唐昭宗在位時“召拜廣文博士”.那是在唐代廣文館廡舍被損毀的136年之后。僅僅再過17年即公元907年，唐朝滅亡。
由此可見，唐代廣文館自唐玄宗天寶九年（750）創(chuàng)立以來，一直存在至唐末。
我們進一步討論。按照現(xiàn)有的研究結論，廣文館之所以在盛唐之時才創(chuàng)立，根本原因還在于當時中央政府采取的“重詩文輕經(jīng)學”的政策。這種取士傾向，導致唐代國子監(jiān)的學生入朝為官的幾率下降。為提高國子監(jiān)生徒在科舉考試中的競爭力，換言之，也是為了挽救在國子監(jiān)讀書的公卿子弟們的仕途危機，“亦救生徒之離散”,廣文館應運而生。于是，天寶九年“秋七月乙亥置廣文館于國子監(jiān)以教諸生習進士者”.唐代廣文館的主要存在價值就在于，它為國子監(jiān)生徒努力登進士第提供一臂之力。從唐玄宗欽點的第一任廣文博士即為詩、書、畫皆精妙的鄭虔，也可以看出廣文館要教學生的是如何作好詩文而不是如何解析經(jīng)學中的義理。
《唐才子傳》：“裴說，天佑三年禮部侍郎薛廷珪下狀元及第。”《唐詩紀事》：“（裴）說與（裴）諧，俱有詩名，諧唐天佑三年登第，終于桂嶺，假官宰字而已。”《仙溪志》載陳光義唐天佑三年登第（參《莆陽志》）。唐天佑三年即公元906年，也是唐代在歷史上將終結的倒數(shù)第二年。公元906年二月，裴說、裴諧、陳光義等二十五人擢進士第。這說明，唐代科舉制度一直被執(zhí)行至本朝滅亡。那么，在唐代最后的這17年里，與科舉制度命運息息相關的唐代廣文館沒有理由被廢除。
所以，我們也有理由說，唐代廣文館自唐玄宗天寶九載（750）創(chuàng)立以來，一直存在至唐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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