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學訪問記

美國大學訪問記

   教師的“價值鏈”   高校教師價值觀的體現是多方面的，猶他大學醫學院把它歸結為三個問題：“我們做什么？為什么做？如何做？”該校科技轉化辦公室負責人Carney博士指出：“大學教師能為社會經濟發展做出貢獻就是最大價值體現，它已基本上成為我校教師的共識。”   猶他大學醫學院在經濟和科技上“碩果累累”：該校科技轉化辦公室2001年受益460萬美金，2002年受益500萬美金，2003年約700萬美金；教師的發明專利數連續5年每年均在160個以上，在全美大學中排名第八；醫學院在腫瘤方面的治療與研究水平處世界領先地位。   他們把教職工劃分為研究、教學、治療和服務四大類型，規定了各自的任務目標，各司其職、各謀其事。從而形成了猶他大學教師“工作——貢獻——收益”的“價值鏈”。   對比：我國評價一位高校教師，雖然也看他的實績與對社會的貢獻，但在很多時候卻不知不覺地使高校教師隊伍形成了一個封閉系統。其表現是：第一，對教授數量的偏重。比如要新申辦一所高校，教授數量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指標。第二，對著作論文的偏重。這更多地體現在教授職稱評定之際。各省教育廳與人事廳對教授資格的認定雖然也包括學生與社會評價等方面，但在實際操作中最終還得看被聘者著作和論文的多少。第三，對各種獎勵的偏重。我們在很多時候不是把獎勵看成是激勵某項工作的手段，而是把它目標化了，獎勵實際上成了獲獎者取得其他成功的“敲門磚”。第四，對主持省以上課題的偏重。有多少省以上課題、國家課題，是管理部門評價教師甚至一個單位科研水平的重要砝碼，至于該課題是否結題或結題水平如何，似乎可以不問。以上種種，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基本上都可歸結為形式主義毛病。   愛提問的學生   當我走進美國高校的課堂，我的突出感受是：第一，他們非常重視實踐教學，注意將所學盡快地轉化為物質財富。據我了解，猶他大學有近200家學生俱樂部和學生組織，他們經常組織各種各樣的科技活動。無數的演說、辯論和音樂會等活動為學生提供了增強實踐能力、展示自己天賦和交際能力的廣闊平臺，有很大一部分學生還直接參與了教師的科研活動，甚至與導師一起撰寫科研論文。目前，美國有些大學還實行了一學年三學期制度，學生兩學期參與教學活動，一學期走出校門參加規定的社會實踐。第二，美國大學的課堂教學特色比較明顯。授課教室比較靈活，教室有大有小，一般可容20到30人上課，教室的設備有所不同，教師比較喜歡圓桌會議形式，便于交流。課堂氣氛非常活潑，雖然美國大學也以講授法為主進行教學，但教師同時會穿插使用答疑、小組工作、讀書報告、社會調查、實習、實驗等教學方法。小組工作也可能是居講授法之后的主要教學方法。而且，不論是哪個教學環節，學生隨時都可以舉手提問，也可以發表自己的看法。學生提問已成為大學課堂教學的一景。   對比：我國高校比較強調“教”，強調“是什么”、“為什么”，但學生學得如何、如何去學，似乎關心不夠，不少學生畢業后需要較長的時間來適應工作崗位。最近有學者提出，“大學生要學會學習”，值得深思。   “教”“學”統一的管理   美國一直推行市場經濟，因而各高校“以學生為根本”的思想非常突出。猶他州的高教管理程序圖表明，學生處于最高層，這類似于企業的“顧客至上”原則，然后依次為：立法委員會→董事會、協委會、監事會→教育廳→學校。其中，董事會應有一名學生參與。又如，在韋伯州立大學，教師為學生服務的思想就有兩條措施加以保證：首先，學校規定每年對教師的教學質量進行評定，學生在量化打分中占有優勢——學生測評占30%，學生選課率占20%，專家評估占40%，教師自評占10%。其次是人事管理的流動性。韋伯州立大學把所有教師分為全職教師(正式職工)和兼職教師兩類，而且大部分都是兼職教師，這就給管理注入了工作力度。在哥倫比亞大學，校方還在學生活動中心為兩萬名在校生設置了各自獨立的框架式郵件箱。為方便學生，該校圖書館在校區內還分設20個分館。   對比：“以教學為中心”，這是我國“新時期”以來各高校談得比較多的一個管理觀念。過去的“讀書無用論”曾經坑害了國家，后來我們提出“以教學為中心”，這自然有它的深刻道理。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決不能把它看成是“教”與“學”兩個中心或者各執一隅的說詞。于是，在中國有些高校又提出“以學生為根本”。我以為，此一提法不僅與市場經濟規律相吻合，而且還可將“教”與“學”統一起來，值得高教管理者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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