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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別重視“教育的教育”
〔２００２年２月１６日，農歷壬午年正月初五，本刊記者通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采訪了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于光遠先生。以下為訪談實錄。〕
記者問（以下簡稱“問”）：于老您好！我是教育部《人民教育》雜志的記者，感謝您能在百忙中抽出時間，接受我們的采訪。從２００２年第１期開始，《人民教育》設立《名人談教育》專欄，至今我們已采訪了十多位科技、經濟、文學、藝術界的專家和學者，請他們就自己心目中的中小學教育談了各自的看法，但是，借助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訪談名人對我們來說是第一次。我首先想問的問題是：您怎么會有在網上接受采訪的想法的？
于光遠先生回答（以下簡稱“答”）：我覺得采取這種辦法，對我來說，比較方便。比方說，這次你打算訪問我，通過我的秘書約見面時間，為了安排出這個時間，讓你等了很久，真抱歉。春節前忙，實在抽不出時間。春節后嘛，我又不知道那時會不會有什么比較急的事要辦。而采取網上接受采訪的辦法，大年初五，我就坐在電腦桌旁跟你談話了。
去年上海有個朋友在網上組織了一次鄧偉志、我和他三個人的談話。這是我第一次在網上談話，效果不錯。我覺得這個辦法很好。在這之后我已經接受過兩次網上采訪。方才你說采取這種辦法自己還是第一次。我們談話之后，不知道你的感覺如何？
（記者：感覺好極了！）
問：您多次對“高考狀元報告會”之類的活動大加痛斥，那么，您認為學生應該怎樣學習？
答：“大加痛斥”，言重了。對舉辦那樣的活動，不那么滿意倒是實情。這并不是因為我看不起“狀元”。我本人考試分數從來不高。那是因為我有我自己的“小算盤”。小時候我覺得由于自己不在乎考分高低占了很大的便宜。我從不備考，當別的同學花很多的時間備考的時候，我學新的東西，當然占了便宜。
后來學了一點經濟學之后，學得了“邊際效用”這個詞兒。明白如果保證得到７０分，可以完全不做準備。假定７０分到７９分每增加一分需要投入的勞動平均是Ａ，那么８０分到８９分每增加一分需要投入的勞動平均會是比Ａ大不少的Ｂ，而從９０分到９４分每增加一分需要投入的勞動平均會是比Ｂ大得多的Ｃ，即Ｃ－Ｂ大于Ｂ－Ａ。再假定９５分到１００分，每增加一分需要投入的勞動分別是Ｄ、Ｅ、Ｆ、Ｇ、Ｈ，那么一個比一個大而且還大許多。如果要求得９９或者１００分，那就要拼命了。因此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有一個最佳的分數。
人活著就是一個學習過程，教育無處不在，而不是僅僅囿于學校教育。我們對孩子的教育應該向這樣一個方向靠攏：Ｎｏ ＡＢＣ． Ｎｏ ｏｎｅ ｔｗｏ ｔｈｒｅｅ． Ｏｎｌｙ ｐｌａｙ． 玩，讓他們在玩中學習成長，“活到老，學到老，玩到老。”而且要提倡“三不停”，即讓他們不停地玩，不停地學習，不停地干活。
但是今天我不勸現在的學生學我的樣子。因為現在在我們中國，考試差一分對學生未來關系極大。他們如果學我，吃了大虧我擔當不起，而且就在那個時代，我也不是什么榜樣。我的高中同班同學林家翹，１９３３年清華新生入學考試他就是“狀元”，后來在天文物理方面的成就很大。
問：您歷來反對教師讓學生死記硬背，反對教學上的“分數至上”，稱這種做法是“愚蠢的再生產”，那么，您認為教育教學應該如何改革？
答：對死記硬背非常反感的人很多很多，就是古人不是也反對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嗎？前幾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的精神也是針對這種你說的“分數至上”的。教育改革必須進行下去，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問題還沒有解決，而且似乎差得很遠。造成追求分數的思想上、經濟上、工作上的原因或“根據”都照樣存在。改變這個局面當然不是旦夕之功，更不是我這樣一個學者講一通道理、發一通牢騷所能奏效。我認為在教育改革方面，包括政府在內的各方面，要下大決心，下大功夫，鍥而不舍，扎扎實實，經過若干年才能取得滿意的結果。可是現在大家似乎都忙著別的事情，顧不上這方面的事。
我現在最想講的是，要特別重視“教育的教育”。這五個字是拙著《我的教育思想》中最后一章的標題。教育的教育，是為了提高人們對教育的認識，指導人們從事各種有關教育的社會實踐而實施的一種教育。它包括：正確認識教育在社會生活、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教育；在各項社會主義事業中，高度和普遍重視教育的教育；教育者要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做好教育工作的教育；各有關部門要關心教育并以實際行動配合支持教育事業的教育；父母要做好對自己子女教育的教育；受教育者要努力接受教育和做好自我教育的教育；一切有覺悟的人認識到自己應該終身受教育的教育；等等。
這樣的教育，過去也一直以這種形式或那種形式在進行，但還沒有人系統地提出來過，把它強調地提出來很有必要。這一方面是因為教育實在太重要了，而人們對教育重要性的認識未必能夠達到應有的程度。做一切工作都要以提高人們的認識為先導，大家覺悟提高了，充分認識某項事業的意義，工作就可以做得更好。我認為需要用先進的教育思想為我們國家的教育改革開辟廣闊的道路。我認為教師問題要作為整個問題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來解決。
問：您大聲疾呼教育要改革，您認為我國的教育，特別是中小學教育首先要解決哪些問題，當務之急最需要做哪些工作？
答：中小學教育問題一定要好好分析。小學六年、初中三年。九年的時間不短。而問題不僅僅在于時間長，更在于在這九年中，一個人從還只有六七歲的兒童發展到十五六歲的青少年，中間經過好幾個年齡段，變化很大。特別是小學，小孩子每年都有明顯的變化。在學校中教師的高素質和得法的教育，加上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社會環境，是小孩子能夠很好成長的關鍵。我認為認真檢查和改進小學教師的培養工作，是當前做好這一年齡段的教育工作的當務之急。這九年在我們國家已經確定為義務教育。現在許多人強烈要求國家把貫徹實行義務教育的責任擔負起來。
對高中三年的問題，就要同進大學和就業問題聯系起來考慮了。青年們進大學，乃至進一步攻碩士、博士學位，最后還是要就業。而我們所說要在高中時期考慮就業，其實也還是考慮為就業做準備，例如，辦好各種各樣、程度不同的職業學校。在這個“兩條腿走路”的問題上，我感到工作還不那么系統，至少在社會上宣傳教育得很不夠。
問：您不斷強調要重視教育，您說“對教育，只有重視不夠，而絕不會重視過頭”。您認為如何才能做到教育適度超前發展，基礎教育優先發展？
答：我認為現在我國的教育事業，總的說來還非常落后，根本提不到什么超前發展的問題。我之所以說“對教育，只有重視不夠”，就是出于對我國教育事業的這種估量所說的話。
問：您是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更是著名的教育家，對教育問題非常關心。您非常反對教育產業化的提法，對這個問題您的想法是什么？
答：我不贊成籠統地提教育產業化。教育產業化這個口號很容易被理解為教育事業要辦成經濟事業，對教育事業的管理要采用管理產業的方法。我看過一些主張這個口號的文章，有的就有這樣的說法，但是我并不反對發展教育產業，而且主張大大發展教育產業。我說過，我們不但需要有成千上萬的教育家，而且需要一批有遠見的教育投資家。發展我們中國的教育事業僅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完全不夠的。這就是我的立場。
記者：謝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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