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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索新發展的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和東盟經濟
在這種情況下，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體、東盟各國及各地區在全球化加速的世界經濟中正在探索新的成長和發展。1998年以后，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支援下，實施了經濟結構改革的韓國鑒于危機的教訓，一邊解決堆積如山的問題，一邊以財閥、金融機構為中心進行了經濟體質的改善和更新。新加坡和香港則加強研究與開發(R&D)，努力實現向知識產業型經濟的飛躍（表2）。此外，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和東盟各國在面臨這次危機及重建的考驗中，分別加強了危機管理和緊急避難的政策措施，同時對經濟、財政政策的選擇范圍也有相當的擴大。進而，以往各國都不太積極參與的簽署貿易區所帶來的關系密切化和貨幣、國際金融方面的協調也趨于活躍。
一、貨幣危機后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及東盟各國、各地區的政策實施
東亞的許多國家和地區適應了70-80年代的石油危機及發展中國家累積債務危機等環境變化，至90年代前半期順利地取得了經濟增長。在此期間不僅致力于出口振興、產業的扶植和升級、投資環境的改善并取得了成果，而且在財政收支及抑制通貨膨脹等方面也維持著良好的狀態。但是，到了90年代后半期，在持續高增長、與世界經濟接軌的過程中，發生了急速的金融市場自由化、經濟過熱和泡沫發生、及企業部門債務的迅速增多，這些都對本國經濟產生了影響，而針對這種影響的“有效的風險管理體制”還沒有得到充分的改善。特別是韓國、泰國、印尼對貨幣、金融危機所采取的對策遲緩（泰國、韓國）、優先處理國內的利害關系等問題致使改革半途而廢（印尼）等，因此失去了市場的信任，陷入了深刻的危機。政府的危機管理、領導能力方面也存在著許多問題。
表1 亞洲各國、各地區的實際GDP增長
附圖
注：1.實際GDP增長率（與前一年比）、2002年系瑞穗綜合研究所預測值。
2.平均值系以各國、各地區的名義GDP額為基準的加權平均值。
資料來源：根據各國政府資料編制。
表2 香港、新加坡的產業高度化政策
附圖
資料來源：高木雅一：“將21世紀寄托于信息技術和研究與開發的新加坡”，國際金融，1079期；“新加坡事業環境的變化與產業、企業的重組動向”，日本貿易振興會，2001年3月；“香港的產業政策與華南的產業動向”日本貿易振興會，2001年3月。
貨幣危機后，新興工業化經濟體、東盟各國及各地區在克服危機的過程中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政治、經濟改革。就后來基于這些經驗所實施的政策來看，與貨幣危機前相比，以下6個領域出現了政策的深化和新展開的征兆。前面的a-d四項是有助于加強亞洲各國、各地區經濟體質的改革，后面的e-f兩項將會給今后的整個亞洲地區的政治、經濟的結構和動向產生影響。
a.宏觀經濟、金融政策
新興工業化經濟體、東盟各國及各地區鑒于危機的經驗，重視貨幣和利率的穩定性，注視各指標的健全性（經常收支、財政收支、外匯準備額、官方及民間短期債務水平等），同時謀求經濟基礎的穩定。貨幣危機前一直擺脫不了通貨膨脹的韓國比亞洲各國、各地區早一步采取了通貨膨脹對策，中央銀行設定了長期通貨膨脹率的目標范圍(1.5%-3.5%)，實施了金融政策。而且各國和各地區為了穩定經濟增長，除了以往對經濟增長起到牽引作用的出口之外，支持國內需求、尤其是“個人消費”活躍化的對策開始得到實行。韓國和泰國在2001年經濟衰退時，除了出動財政之外，還采取了具體的個人消費刺激措施。此外，馬來西亞制定了表明重視國內需求的2003年預算，以備出口停滯和經濟惡化。
b.企業部門的改革
以往取得急速擴大和增長的亞洲企業（各國、各地區的財閥及華人企業等）通過危機接受了裁員、事業重組等改革及外資的大規模參與等洗禮。在新興工業化經濟體、東盟各國及各地區，破產的企業和外資收購的企業等全面引進外資企業的經營概念和資本，而受害較輕的企業等則自行進行同樣的改革。韓國（三星、LG等）、泰國（暹羅水泥等）的資力雄厚的企業和財閥均自行實施了改革，試圖通過向經營資源的核心商業集中、加強具有競爭力的領域、大幅度削減負債等去求得生存。可以說，通過一系列的改革，股東重視、法人支配、企業決算公開等方面也有一定程度的加強。
c.金融體系及基礎設施的完善
關于金融機構的經營和監管，各國和各地區鑒于貨幣危機的教訓，不斷適應國際基準（不良債權的分類和管理、破產法、存款保險制度的完善等）。尤其（雖然因國而異）為了極力避免不良債權處理的半途而廢而進行整頓，并對經營惡化的金融機構進行合并、撤消或國有化等重組，結果現在金融體系危機沒有復發。但因危機而變弱的金融中介機能的重建則未必順利。致力于減輕對間接金融的依賴程度、改善資本市場、加強對新興資本市場（香港的GEM、韓國的KOSDAQ等）的扶植等也迎合了世界性投資者回避風險的意向。
d.努力解決結構問題
各國在長期高增長期間積累的經濟、社會問題正在成為“結構問題”。亞洲貨幣危機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各國提出的“結構調整方案”未必是符合各國國情的確切的措施，但卻成為了各國解決現存問題的契機。而且各國已正式開始建立安全網絡（社會保障和保險、失業對策等福利政策）來加以對付。
e.貨幣穩定化
由于這次危機，亞洲許多國家和地區采取的實質上的“美元聯動”的貨幣制度的成本和風險已經表面化。但是，對轉而實行浮動匯率制的各國、各地區來說，并非問題已經解決，貨幣的穩定仍然是重要的課題。關于對本國貨幣及匯率產生影響的經濟、金融政策的制定，各國、各地區都特別慎重地應付，但全球化的市場對象的選擇（介入等）是有限的，對貨幣、匯率體制的整頓及關于亞洲區域內合作的探討日趨熱烈。首先從構筑亞洲區域內流動性的SAFETY NET的觀點來看，在2000年5月的清邁會議上，東盟＋日、韓、中之間簽署了緊急時外匯互惠信貸協議（貨幣互換協議）。
f.國際協調政策
針對世界經濟全球化、中國的存在感增強這樣一種大潮流，新興工業化經濟體、東盟和日本、中國等亞洲各國及各地區的協調、合作的動態在貿易、投資、貨幣等領域有了空前的高漲。其背景有以下這些。
○在這次危機中，一國無法控制的巨額資金流出并流入市場，通過投資者等實行的過剩的避免風險行動，發生了“負面的連鎖反應”。對此，即使各國單獨采取了對策，也無法應付，從而受到了很大的打擊。
○面對共同貨幣歐元的出現（1999年），在各國都堅持健全的國民經濟基本條件的歐盟，成功地對抗了投機勢力并避免了貨幣危機。
○隨著中國的存在感的極大增強，有必要與中國建立共存合作、互惠互利的新關系。
○在“多國間交涉”中，像西雅圖的世貿組織大會所見到的那樣，調整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利害對立還需要時間，而且對發展中國家強制實行全球標準（會計、勞動服務等領域）的風險也很大。
現在，與新加坡等世界各國的自由貿易區的締結、東盟與中國間的自由貿易區協議等貿易、投資方面的地區或兩國間合作的動態趨于活躍。
二、對新的產業高級化的摸
索
在直接投資和海外生產移動僅集中于中國的傾向越來越明顯的過程中，新興工業化經濟體、東盟各國及各地區都在摸索產業的升級和新的發展。在新興工業化經濟體，針對產業升級、高附加價值化及向知識密集型經濟轉移，實施了政府主導的（尤其是新加坡、香港）計劃（表2）。
在實施這些計劃時，信息技術、生物工程、超精密技術等的研究與開發及大學等的網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如果沒有國外企業和大學是行不通的。可以認為，比起新興工業化經濟體，東盟還擁有作為制造業基地的許多比較優勢，但其對中國的劣勢領域今后將會進一步擴大，能夠單獨進行對抗的領域將越來越窄。為此，可以做出如下預測：①致力于進一步提高作為東盟經濟圈的一體化程度等；②加速與中國生產基地的分工和共存（東盟向中國提供主要零件等）。對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和東盟來說，如何一邊與中國共存，一邊確保并加強與世界經濟的接軌？如何一邊利用外資，一邊發展當地企業？這些都是其今后的課題。
表3 新加坡的經濟增長率與增長貢獻因素的相關
附圖
注：不包括貢獻度小乃至呈負數的動力因素。
資料來源：新加坡貿易產業部。
政府對成長性強、有發展可能的產業領域采取各種各樣的措施，改善基礎設施、引進外資、擴大就業機會及出口和投資、進而追求產業升級，這種情況看起來與亞洲各國是相同的，其中走在前面的是新加坡。新加坡在獨立（1965年）以后已經具有了作為世界有名的轉口貿易港的貿易、服務部門的優勢，而且在不斷努力振興制造業。首先利用近鄰腹地的石油資源，引進歐美石油資本，發展了以煉油為中心的裝置型產業。在70年代的石油危機以后，在出口產業方面，將重點放在電子設備、特別是計算機相關產業，積極地引進日、歐、美企業。就該國經濟來看，貿易額對GDP比超過了100%，①外部經濟（東盟兩國〈馬來西亞、印尼〉、日本、美國）的影響力很大，②該國成為生產基地的全球化產業的需求動向變化與該國的成長性密切相關（表3）。
2000年至2001年信息技術產業的不景氣帶來了負增長等，對新加坡經濟造成了很大的打擊，但作為避免對信息技術產業過度依賴風險的步驟，已于1999年提出了具體的目標，即把①電子設備、②化學、③生命科學（生物科學）、④工程技術作為4個重點制造業行業。
表4 新加坡對經濟發展所采取的對策
A.基于對經濟增長貢獻度的“重視制造業”的傳統
從60年代開始就迅速地引進石油資本，使石油相關產業發達起來，成功地進行了近鄰煉油等石油商業。接著在出口主導政策下，促進了日、美、
歐企業的當地生產，這些電子設備及半導體產業對出口擴大和產業升級做出了貢獻。進而在90年代后半期，化學產業的扶植出現了效果，其占出口
的比重達到了10%。
B.主要引進具有比較優勢的資力雄厚的跨國企業
在制造業部門，不采取本國產業保護政策，而采取了引進具有比較優勢的資力雄厚的外資。原則上與其重視自由競爭的環境，扶植當地企業，不
如提供富有魅力的“場所”（基礎設施、地區統轄基地等）。
C.重視精通“地價社會、經濟”的網絡及合作伙伴
由于同屬英語地區，因此利用與歐美的商業、研究機構的密切的人際關系，引進大學和企業的研究室，并對外國專家、研究人員的就業實行獎勵。
而且在本國的大學充實了作為目前最重點領域的生物科學產業等課程。
D.在扶植生物科學產業方面，政府設置了由相關部長負責的“生命科學部長委員會”，為了反映海外專家的意見，還設置了由歐美跨國企業、研究
所組成的“國際顧問協商會”，加強了這一方面的體制。此外，新加坡一直通過國營企業自行進行直接投資和貸款，致力于政府的技術積累。
現在，化學產業已經占全部制造業生產量的約10%。但是，特別是在“生命科學”等知識密集型領域，美國已經確立了絕對的優勢，關于這個領域的產業扶植、創業、企業振興在日本等發達國家也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在新加坡，①注重亞洲特有的疾病，力圖建成亞洲地區的新藥研制及臨床中心；②為此，引進世界水平的制藥、生物企業等，設定了2005年之前實現產量120億新元的戰略。
一般說來，在知識產業領域，要在短期內完成積累、建立網絡、并超過美國等發達國家是不容易的。此外，關于國內的就業機會創造效果也有許多未知的部分。但是，擁有龐大的與歐美之間的網絡、并擅長戰略性計劃的新加坡的努力正在逐步取得效果（表4）。
（原載日本《國際金融》，1096號，200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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