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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法幾個亮點與遺憾的解讀/楊濤
公務員法幾個亮點與遺憾的解讀
楊濤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在4月27下午舉行的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這部國內首部用于管理人事干部方面的法律將于2006年1月1日起實行。（《競報》4月28日）
公務員法的起草是從2002年8月開始起步的，這是我國第一部干部人事管理的法律，它的制訂頒布是干部人事管理科學化、法制化的里程碑。在這部法律中，有許多原來在公務員暫行條例中所沒有的亮點，這更加有利于干部人事的依法管理，但是，公務員法也留下了不少遺憾，值得我們關注。
公務員法對公務員的權利救濟作出了更加詳細和可操作的規定：對涉及本人的人事處理不服的，可向原處理機關申請復核，對復核結果不服的，還可以向同級公務員主管部門或者作出該人事處理的機關的上一級機關提出申訴；同時，對聘任制公務員與所在機關之間因履行聘任合同發生爭議的，可以向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對仲裁裁決不服的，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然而，對于公務員對于有關主管機關處理決定不服的，卻沒有規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允許其尋求司法救濟，公務員只能在體制內向行政機關申訴，而行政機關的處理程序畢竟不如司法程序具有中立性和程式化，因此救濟渠道對于公務員說并不是十分充分，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
公務員法中規定了嚴格的離職從業限制：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的，原系領導成員的公務員在離職三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可以說，這一規定對于防止官員的期權腐敗具有積極的意義，使得一些官員不能利用在職為一些關聯企業謀利，在離職后再到該企業謀取好處。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另一更為重要的防止官員腐敗的措施，國外稱之為“陽光法案”的官員申報財產制度卻沒有被規定在公務員法中。官員申報財產制度不能法律化，就只能僅僅依靠現行黨和行政機關的一些內部規定，官員的獲得“灰色收入”不能曝光于陽光之下，不能受到有效的監督，這不利于從源頭上防止腐敗。
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執行公務時，認為上級的決定或者命令有錯誤的，可以向上級提出改正或者撤銷該決定或者命令的意見；上級不改變該決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執行的，公務員應當執行該決定或者命令，執行的后果由上級負責，公務員不承擔責任；但是，公務員執行明顯違法的決定或者命令的，應當依法承擔相應的責任。這一規定對于保證公務行為的依法進行、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和公共利益的實現，抵制上級不合法命令的執行，都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這一規定中的“公務員執行明顯違法的決定或者命令的，應當依法承擔相應的責任”，實際上只是規定公務員對上級說“不”的義務，卻不能體現公務員說“不”的權利。筆者認為，對于明顯違法的決定或者命令的，公務員不但有提出改正或者撤銷的意見，并且如果上級強令公務員執行的，公務員有權不予以執行并且可以向更上一級機關申訴要求改正或者撤銷。
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職位類別按照公務員職位的性質、特點和管理需要，劃分為綜合管理類、專業技術類和行政執法類等類別。這一對公務員類別的細化，有利于具體界定公務員的權利義務，更有利于對公務員的管理。但是，公務員法并沒有區分政務類和事務類公務員，這使得對這兩種性質不同的公務員管理不能區別對待。著名行政法學家薛剛凌教授認為：這一分類將導致難以避免傳統的公務員“品位”分類的窠臼，很難擺脫行政級別限制，導致公務員崗位的人事分離，對具體崗位職責缺乏嚴格界定。而職位分類是現代公務員制度的基石之一，沒有職位的科學分類，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很難對公務員進行科學管理，很難構建現代公務員制度。
因此，我們期待這部法律能對于加強對公務員的管理，建設一個法治政府起到有力的推動。但是，我們也希望有關部門在這部法律實施后，能認真分析其在實踐中的利弊，及時調查研究，對其中存在的不足及時提出修正的建議，使我國公務員管理更趨于規范和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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