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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何處熱鬧何處寂寥/姚建宗
法治：何處熱鬧何處寂寥
檢察日報2000年03月15日
法治是以個人為基點并以社會活動主體的廣泛自治為顯著特色的，
它時刻體現出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內在關聯。因此，法治在本質上
應當是“平民”的法治。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法治又始終是以智識
和文化的進步為保證的，它不能沒有社會精英的參與、推動和引導，
因而法治本身也是“精英”的法治。
法治既是“平民”的，它就必須體現出其“平民”的色彩。即它
應當自始至終都具有一種大眾情懷：在生活的立場上，它必須體現出
對每一個普通人的當前生活與未來生活的真情關懷；在政治法律的立
場上，它必須表明其對每一個普通人的基本人權的的尊重與維護。
“平民”的法治要求每一個社會活動主體，都應自覺地把自己看作是
既不比別人“低賤”也不比別人“高貴”的常人，每一個人都具有同
樣平等的權利和生活自由，也都具有同樣平等的法律義務與法律責任
。因此，在法治之下，每一個人都應當珍視自己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自覺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與自由；同時， 更應當高度尊重他人的
基本權利和自由，自覺地維護他人的合法權利與自由。對每一個人來
說，這既是在法治之下的神圣的法律義務與法律責任，也是神圣的道
德義務與道德責任，同時又是不可推卸的社會義務與社會責任。也就
是說，實行法治，需要每一個普通人都具有健全的權利意識和權利觀
念。借用德國著名法學家魯道夫·馮·耶林的名言來說就是，作為常
人的普通人都能夠自覺地意識到權利的神圣性與重要性并切實地“為
權利而斗爭”——不僅為自己的權利而斗爭，而且為他人的權利而斗
爭。
與此同時，法治還應當是“精英”的。“精英”法治主要體現在
法治的規范和制度的實際操作與運行，主要是由政治的、法律的和社
會的等各方面的“精英”來具體組織、策劃、參與并推動。從另一個
角度來說，這也意味著，若一個社會的“精英”階層對法治抱持懷疑
甚至敵視態度，那么法治便絕對不可能在該社會生成、展開、持存與
發展。從西方法治的歷史發展來看，社會中的“精英”階層對法治的
推動與維護，的確是法治發展的關鍵，對此，英國思想家埃德蒙·柏
克和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都有過精彩的論述。
由此可見，法治果然既是“平民”的法治又是“精英”的法治。
但其底色和本質卻實實在在地是“平民”的，即法治的整體取向是平
民的。我國法學者和法律人對法治問題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有意無
意地體現出來的恰恰是濃厚的精英主義色彩，而極其缺乏的恰好是平
民主義的大眾情懷。精英意識的過分強化與常人意識的淡薄，有使我
國的法治遠離甚至超脫于社會公眾的生活，異化為人的對立物的可能
。一句話，我國目前的法治現實所體現出來的這種片面性，從根本上
講，是有害于我國的法治的。
所以，我們認為，中國的法治建設必須強調并高度重視法治的
“平民”色彩，但也要重視其“精英”取向的合理性。就重視“平民”
的法治而言，中國的法治建設必須強化對常人的基本人權和自由的保
障，高度重視并尊重常人的生活及其自治，即：要“（方）便”民而
不要“（打）擾”民；不要企圖做普通人的生活設計師、行為引導者、
道德訓練員，讓每一個常人做自己的主人。而就重視“精英”的法治
來說，中國的法治建設，亦即中國法治的實踐操作應當主要由“精英”
特別是“法律職業精英”（法官、檢察官、律師等）來進行。
由此想到，作為中國法治實踐之核心的、由“職業法律精英”來
操縱的司法活動（也即法律儀式），其遠離“大眾化”而趨向“神秘
化”，對中國的法治未必就有害；而作為法治“平民”取向的一個重
要表征的“大眾化”舉措的全民普法教育，也的確未必就對中國的法
治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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