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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距國家賠償究竟有多遠
王鋒自然法學派的代表人物洛克曾經提出法治的核心是保護個人自由權利。他認為對個人自由權利最大危害是政治權力的濫用，因此政治權力必須受到法律的約束。這種權力制約思想仍很深地影響著我們今天的立法活動。至今已實施五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對于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對于國家行政權力、司法權力的合法運用和監督制衡都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它的里程碑意義正在于賦予了公民向國家追究責任的權利，同時對國家權力的行使起到了警策作用。如果說憲法奠定了公民權利和國家權力的基本分野，那么國家賠償法則使憲法保護權利、限制權力的原則不僅僅具有價值宣示的意義，在操作層面也更具現實性，彌補了憲法在權利救濟上的不足。然則這種良好的立法意愿，并不能掩蓋今天國家賠償法在實踐中的種種缺憾不足。
近日兩則消息引起了記者對國家賠償的再次關注：一是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日前連判三宗國家賠償案，七位因錯誤逮捕而請求賠償的公民，將分別從海口市人民檢察院、海南省人民檢察院海南分院、海南洋浦經濟開發區檢察院獲得經濟賠償近十七萬元。二是內蒙古財政部門一項叫國家賠償金的專用基金，數額高達幾百萬元，自設立六年來備受冷落，僅有一家單位申請。
這兩則消息充分展示了國家賠償法立法及操作層面的不足。從國家賠償的申請者角度看，適用于國家賠償的案件應該不勝枚舉。然媒體卻把“天涯海角”的七人獲得國家賠償作為新聞來加以炒作，足見公民要求國家承擔責任是何等不易，數量又何其少哉。這中間既有公民與國家的力量懸殊，一個赤手空拳，形單影只，人微言也輕；一個擁有強大的國家機器，喜歡說一不二，做慣了“老大”。更有執法者的官貴民賤觀念作祟，權力欲膨脹，民權觀念缺乏，人治思想嚴重，認為這種“捉放曹”游戲沒啥了不起，把人放了就是對你當事人的最大恩惠了，你反咬一口，索要賠償幾乎等于犯上作亂。更有執法者這點耐心也沒有，動輒就扔出殺手锏：不老實，找個茬把你再關進去！這句話嚇倒了一批“熱愛自由”的人。另外國家賠償法的不科學之處，增加了索取國家賠償的技術難度，這部法律雖然有不錯的立法初衷，但某些條款與現實的距離相差較遠，操作難度大。在條文與現實脫節的情況下，公民實現正義，從國家口中分一杯羹，實現權利侵害的國家賠償談何容易！國家賠償法的不足之處，專家將有專門論述。
從賠償義務機關來講也面臨“實際困難”。答應賠，錢從何而出？申請國家賠償基金？這錢不好花，只要用這錢，就得向上級部門申報，就得暴露出自己的過錯，還要被追究當事人和部門領導責任，影響政績和仕途升遷。“忍痛割愛”，用小金庫私了，心下畢竟難忍，更易暴露“私房錢”。據內蒙古自治區高院賠償委員會統計，僅1999年全區法院直接受理國家賠償案件32件涉及賠償金額22萬元，經自治區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受理的賠償案件44件，決定賠償的有27件，涉及金額25萬元以上；此外全區法院一審行政訴訟案件1100案件，其中很大一部分都附帶行政賠償。國家賠償數額顯然不在少數，然自內蒙古財政部門國家賠償專用基金設立六年來，只有公安廳2000年6月提出過申請。其他的國家賠償金是如何支付的，可想而知。
對于國家賠償法實施中的問題不容忽視，尤其是它與現行的錯案追究制度的沖突。更有人擔心，國家實施賠償之后，有些相關辦案人員會因此受到錯案追究制度的懲戒，為避免個人受到懲戒，辦案人員極有可能采取手段規避國家賠償法，使該賠的得不到賠償，謬誤得不到糾正。凡此種種，都不利于權利時代公民合法利益的保障，并亟待解決。實踐證明普通公民距國家賠償的距離仍是遙遠，路途坎坷亦艱。同志尚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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