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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傳統(tǒng)法律思想看中國的人權意識
</Script> 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到底有沒有人權思想，這是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也是一個頗具爭議的問題。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文明從本質(zhì)上說是一種壓迫文明，在這段漫長的歷史中，等級觀念無處不在，特權思想仍然是國人心中無法抹去的陰影，至今屢見不鮮；神權、君權、族權、夫權的幽魂飄蕩在華夏大地的每一個角落，至今仍束縛著某些國人的一舉一動。但當我們帶著客觀的眼光再次審視這段漫漫長路時，我們驚喜的發(fā)現(xiàn)，四處閃耀著的人權的光芒也能耀人眼目。人權這個概念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中是沒有的，它是17世紀西方資產(chǎn)階級反抗封建專制制度的產(chǎn)物20世紀初，它伴著西方列強的鐵蹄姍姍來遲，是西方的“泊來品”。
什么是人權思想呢？《國際人權法》認為，“人，作為人享有或者應該享有的權利”，是為人權。這個釋義是等同與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中提到的人權的，即“HUMAN RIGHT”。我以為，如果我們簡單的把人權的概念局限在“HUMAN RIGHT”，那么，討論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否存在人權思想這一問題便無從談起。
人權就是每個人所具有的或應該具有的基本權利。首先是人的生存權和發(fā)展權，一個人首先要活下去才能談及其他；其次是人應該享有的其他基本權利。這是我國普遍贊同的觀點。從人權理論上看，人權思想應該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人權意識，這是人權思想得以成長的陽光和水；第二個層次才是法律意義上的人權，即把人權以法律的形式規(guī)定下來并予以保障。人權意識是人權思想的雛形，它指的是一種文化氛圍，一種深植于民族骨髓的文化底蘊。下面我們就從中國傳統(tǒng)的法律思想來討論一下中國的人權意識。
提到中國的傳統(tǒng)的法律思想，就不能不提到儒。儒家思想幾乎是整個封建社會立法的指導思想，它的精髓是“仁”，“克己復禮謂之仁”，禮即周禮，而周禮的核心是一種“明德慎刑”的理念，提倡德，舍棄惡，以德待人，善莫大焉，把德、善視為最重要的品行，這就為孔子的儒家學說的提出提供了一片饒土。仁說的核心是“愛人”，孔子“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孟子“仁者愛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像尊重自己的父母一樣尊重別人的父母，像愛護自己的孩子一樣愛護別人的孩子，這是一種深層次的人文關懷。孟子同時強調(diào)了“民本”的思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實際上是體現(xiàn)了一種人權思想的。儒家文化不僅尊重人的價值和尊嚴，而且尊重自然界的內(nèi)在價值。到漢朝大儒董中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文化升華為一種集道、法、儒諸家思想于一身的新的文化。它承襲道家思想的精髓，講究“天人合一”，“天人感應”，其基本觀念就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從仁的德行出發(fā)，人不僅要尊重他人，而且要尊重他物，即自然界的一切生命以至無生命的存在物都必須加以尊重，這種以義務的形式表現(xiàn)人權思想的文化可以說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生態(tài)文化。這種文化內(nèi)涵的外延是一種同情心。同情心是一種偉大的情感，對人施與同情心是對人的尊重，對物施與同情心，把同情心延伸到人以外的生命體，一如孟子對動物“見其生而不愿聞其死，聞其聲而不忍食其肉”，則比西方的“HUMAN RIGHT”走得更深了一步。“天人感應”的思想在法律上也有所體現(xiàn)。董仲舒等人在《春秋》中論述了春夏生養(yǎng)，秋冬肅殺的天道思想，認為死刑的審判須在秋后，決獄斷案必須在冬季，這就是后來一直在封建社會得意沿用的“秋冬行刑”。
而對生命的尊重在中國傳統(tǒng)法律的體現(xiàn)，則是深刻而多方面的。自漢初起，漢文帝和漢景帝相繼進行了刑制改革，廢除肉刑，減輕了刑罰的殘忍程度，由此為發(fā)端，至隋唐時期，肉刑基本廢除，而早在漢朝，以“仁政”精神為指導，人權意識得到更深刻的體現(xiàn)，進一步確立了刑罰的年齡上限和下限，乃至確立了“親親得相首匿”的原則，法定近親屬之間不能相互告發(fā)對方的犯罪行為，“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至其中矣”，這種思想雖然在而今的法律思想看來不足取，但也不失為人道，體現(xiàn)了一種樸素的人權思想。值得一提的是，自漢始，創(chuàng)制了疑獄獻決和錄囚制度，于后的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完善了死刑復奏制度，乃至隋唐時期發(fā)展成為死刑三復奏和五復奏制度，這個發(fā)展的過程無疑是對人的生命權逐步認識和尊重的過程。
人權是相對于神權而言的。西方文化起源于宗教，也正因為如此，西方歷史上出現(xiàn)過一個宗教長期統(tǒng)治的漫長的中世紀，而在中國古代，沒有出現(xiàn)過一個宗教長期統(tǒng)治的歷史階段。西方如來我們可以膜拜，神化的孔圣人我們以為根本，就連近代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我們也能夠信之，這從側(cè)面反映了宗教在廣大國民心中永遠沒有西方國家那么濃厚，那樣普遍。儒家文化是現(xiàn)實主義的，它把目光關注于國計民生上，投放在人民的衣食住行上，對神靈保持敬而遠之的態(tài)度。“子不語怪力亂神”，“未知生焉知死”，對神的存在避而不談甚至表示懷疑。在孔子看來，社會關系的本質(zhì)是人倫，即是人與人是關系。他崇拜自己的祖先，這實際上是倫理原則對死者的延伸，也正因為如此，中國人崇拜祖先勝于崇拜神。總的來說，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是重視人，重視現(xiàn)實生活，重視道德而輕視神的，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一種人權思想。
在法制不發(fā)達的中國古代，重視道德，必然導致中國要靠道德來維系社會的安定，即中國特色的道德統(tǒng)治。
道德主義的思想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非常發(fā)達，而對中國文化起到主導作用的儒家，它本身是一種“克己復禮”的道德學說，這一點在前面已經(jīng)有所論述。除了儒家文化，兩千年前的墨家思想，也是非常典型的道德統(tǒng)治學說。
墨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墨子，他主張“兼愛”、“非攻”，認為天下大亂，國與國、人與人互相傷害，互相殘殺，其原因就在于不相愛，因此,只要“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就能夠做到“視人之國若其國，視人之家若其家，視人之身若其身”，從而實現(xiàn)天下大治；他主張“不黨父兄，不偏貴富”，“夫愛人者，人亦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這無疑是一種樸素的主張平等的人權思想。
道德統(tǒng)治另一個典型的表現(xiàn)則是“春秋決獄”。西漢大儒董仲舒等人提出以《春秋》大義作為司法裁判的指導思想，凡是法律中沒有規(guī)定的，以儒家經(jīng)義作為裁判的依據(jù)；凡是法律條文與儒家經(jīng)義發(fā)生矛盾的，仍以后者為裁判的依據(jù)。這說明儒家經(jīng)義具有高于現(xiàn)行法律的效力，即道德高于法律。“教民以禮，知義而無亂”這是中國古代大多思想家所追求的共同目標。
中國古代的人權意識之所以沒有在法律條文中有所體現(xiàn)，之所以沒有關于人權的立法，我以為，與中國古代道德高于法律的歷史現(xiàn)實是分不開的。但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人權意識已然沉淀于中華民族的每一根骨骼里。人類社會的最高境界應該是德治，用法律的手段去限制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這本身就是不人道的。但道德統(tǒng)治必須匹配高度發(fā)達的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在中國古代落后的經(jīng)濟條件下，道德統(tǒng)治的結(jié)果無形中導致了更多人權的喪失。現(xiàn)代社會里，社會文明仍未達到高度發(fā)達，大同社會仍只是一個遠大的目標，因此，使每一個人的權利得到較好的保障的最佳途徑無疑是人權的法律化。
我們需要知道我們所能享有的人權是什么，這是法律所能奉獻給我們的；而我們要自覺起來維護，大膽起來捍衛(wèi)法律賦予我們的權利，則更多的需要民眾的人權意識。客觀地挖掘出中國傳統(tǒng)法律思想土壤中的人權意識，正是為了更好的捍衛(wèi)我們自身的權益。
作者地址:廣西師范大學育才校區(qū)533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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