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京到廣州，20年亞運從"壯民心"變為"

    提到亞運會，腦海中會想起那些城市？北京、廣島、曼谷、釜山、多哈、廣州……這其中，最讓人難以忘記的，是北京；最讓人心懷憧憬的，是廣州。

    有人說，這些年來，中國變成了一個特別喜歡開運動會的國家。殊不知，如今的國際體育盛會，已經從古希臘奧林匹亞的神壇上走了下來，在被深度挖掘象征價值和商業價值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經歷了漫長的沿革。其本身已經由一個更具有象征意義的“英雄地”，首先演變成一個代表城市人文精神的符號，進而轉化成一個國家和民族對外宣傳的窗口，甚而成為加速經濟繁榮的催化劑。其實，回首1990年北京亞運會，前瞻2010年廣州亞運會，就會發現，這兩面鏡子映照了出大至國家、小到個人的變化；而20年的時間，恰成為國際體育盛會沿革的縮影。

    20年前的北京亞運會，讓人無法忘卻的，是憨態可掬的熊貓盼盼、長城形狀的會徽和“我們亞洲，山是高昂的頭”的主題曲《亞洲雄風》；翩翩而至的廣州亞運會，給人印象深刻的是亞運村內充滿包容精神的宗教服務所和靜修室，是經治理后留下的藍天綠水，是順勢調度后更井然有序的交通狀況。

    20年前小學生捐零花錢支持北京亞運會的新聞，現在讀起來還是那么感人。當時讓全亞洲目光聚焦北京的力量，離不開這占總投入十分之一的全民捐款；如今精明的廣東人運用贊助、轉播權銷售和特許經營等手段把亞運會市場開發推向了頂峰，使捐款這個當年“主流”的辦賽籌資方式，如今成了“非主流”。

    20年前的北京亞運會如果說是“壯民心”，那么如今的廣州亞運會則可稱為“惠民利”。

    北京亞運會在當時提供了一個鞏固民族認同的理想場合。其實競技體育一向如此，自己國家的選手得勝，自然會滿感驕傲；就算敗了，也能在那難過的瞬間體會到“小我”和“大我”的融合。

    廣州亞運會的“惠民利”，體現在其帶動了整個珠三角的經濟發展。由于地方經濟發展不平衡，當年北京亞運會的輻射作用沒有體現出來，所謂京津冀經濟圈，除北京以外皆受益不大。但廣州亞運會，除了讓市政基礎設施前進了10年，還讓三個協辦城市東莞、佛山和汕尾的社會經濟建設被大幅度拉動起來。另外，廣州前幾天實行亞運免費公交，雖然因人數過多不再免費，但改為發放交通補貼，仍然讓實惠落入了百姓的口袋。

    其實，細心的人會發現，即便在1990年，亞運會就已經發揮出推動經濟繁榮的強力。在經歷了1988年的物價闖關失利及1989年的持續低迷后，中國經濟以1990年9月的亞運會為界，涇渭分明。在1989年，全國物價總水平上升了17.8%，下半年更是高達40%，用《紐約時報》一位記者的話說，“物價瘋長程度幾乎可以跟中國1949年的情形相提并論。”出乎很多國際觀察家的預料的是，中國經濟并沒在通膨中繼續失控滑行，而是迅速穩定了下來。到1990年底，物價指數降到低于警戒線的3.2%，搶購風潮退去，社會恐慌心理隨之平靜。這種變化，離不開中國政府強勢的調控能力，但不能否認，亞運會的舉辦也加速了穩定局面的到來。北京亞運會成為凝聚人心、提升全民熱情的大舞臺：投資25億元的20多個大型體育設施和一些原先被卡住的基礎建設項目落實；全球媒體的矚目和數十萬人的參與，也讓當時沉悶了兩年多的中國企業界得到很多商業機會；當年年輕的長城、聯想等公司自主開發了運動會所需的軟件系統，90%的計算機采用了國產貨。

    如今，中國處在了溫和通脹的經濟局面中，廣州亞運會是否會對穩定經濟起到一定作用？

    盡管舉辦一次大賽，不會解決所有問題；盡管在奧運會、世博會的映襯下，亞運會的品牌似乎在變小；盡管現在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是1990年難以比擬的。但在廣州這個具有鮮明嶺南特色的城市中，在東莞這個“世界工廠”里，在珠三角這塊進出口貿易最密集的土地上，我們應該對這屆亞運會有所憧憬，在體育精神上，也在經濟作用上。

    相比8年前有序卻不恢弘的釜山，4年前奢華卻不熱鬧的多哈，廣州亞運會逐漸從象征符號中走出來，完成了更多務實的目的，同時也承擔起更多的現實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