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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中國》讀后感：民族劣根性是個偽命題
民族劣根性是個偽命題
——《鄉土中國》讀后感
渤海郡守
最近，上海交警強行制服抱娃女子的視頻又在各個微信群里面刷屏了。一時間各種標題黨滿天飛，有的認為警察暴力執法，置小孩的安危于不顧；也有的認為視頻中的女子罪有應得，警察出手合理；還有觀點把女子被制服前的胡攪蠻纏，抱著孩子動手推警察上升到“我弱我有理”的劣根性問題。而一旦上升到這三個字，這個打擊面恐怕就太廣了。
中國人的劣根性，這個問題似乎一說起來我們每個人都有資格上去說幾句，畢竟我們都是中國人，中國人自己說自己的不是誰也挑不出毛病。況且我們中學都學過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那個時候老師就曾經告訴過我們，這是魯迅先生對中國人劣根性的揭露，所謂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上了大學讀柏楊先生的《丑陋的中國人》，里面對于“醬缸文化”的批判與諷刺可謂酣暢淋漓。加之中國國力落后的現實，生活水平低下的感受，真是痛感民族劣根性誤國誤民。
但是民族劣根性這種東西到底是不是真實存在的一種東西？
這就讓我想起一段據說是馬云說過的話來：我勸年輕人們不要去讀那么多成功學的書，因為有朝一日你成功了，那么你說的話就都是對的。
100年前的中國，我們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險，所以我們是錯的；
60年前的中國，我們剛剛建國，工業化水平極度落后，所以我們是錯的；
40年前的中國，我們剛剛改革開放，追趕先進國家，所以我們是錯的；
今天的中國，我們成了世界第二，國力強盛，甚至有的發達國家都開始要向我們學習了，于是我們突然就對了？
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冷戰結束后寫了《歷史的終結》，這個霸氣的名字就是要宣稱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政治制度的最后形態，歷史終結于此！但是在20年后，中國的崛起成為了一個無法忽視的現象，于是福山又寫下了《政治秩序的起源》來修改他的理論，為中國崛起提供理論解釋。
德國政治學家馬克思·韋伯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為清教徒思想和資本主義興起建立了關聯性。而今天我們同樣可以將中國的崛起與中國沒有宗教信仰的傳統建立起關聯性，寫一本《世俗化社會和中國崛起》。
所以魯迅、柏楊痛批中國人的劣根性，與那個時代有關；文化自信和中國元素在全世界與日俱增，與這個時代有關。等到中國人普通人也大量走出國門后，我們也發現“洋人”的素質不見得比我們高，或者應該更加公允的說：素質低下、公德缺乏的，世界各國都不乏其人。
因此，上面這些歸因，與其說是政治學問題，不如說是一個心理學問題：認知失調理論。即相沖突的認知會強迫心靈去尋求或發明新的思想或信仰，或是去修改已在心里存在的信仰，好讓認知間相沖突的程度減到最低。
于是我們就會發現：你成功了，就會有很多人為你的成功找理由；你失敗了，就會有很多人為你的失敗做總結。哪怕這些各色理由并不是問題的關鍵。這恐怕就是為什么馬云說那句話的原因。
拋開“劣根性”這個充滿價值判斷的概念，我更喜歡使用“國民性”這個更為中性的詞來討論中國人共同心理、行為特征這一文化命題。而要了解中國文化，以及這種文化從何而來，費正清先生的這本《鄉土中國》恐怕是一本繞不過去的高山。全書雖然僅僅100來頁，但是里面的觀點卻極為深刻，洞見遠超某些幾十萬字的大部頭。
國民性表現出來就是一種共同的行為模式，而行為的下面是文化，文化的下面是制度，制度的下面是經濟基礎。有什么樣的生產方式，最終就會形成不同的行為模式。行為模式的好壞卻并不取決于別人的看法，而取決于行為人是不是能夠在所生活的社會中獲得生存與發展。就如同自然選擇一樣，那些不適應社會的人都被淘汰掉了。《鄉土中國》就是按著這個邏輯展開的。
全書共14個章節，從農業生產的特點入手，按照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邏輯，象起房子一樣一層一層往上磊，將中國農業社會中的知識觀、道德體系、政治體系、家庭、禮法等方方面面呈現出來。
因此書中一開篇便從農業生產談起。農業生產方式決定了人們對土地的依賴，土地的依賴決定了定居的生活方式，定居決定了村落的人口增長和家庭家族化，家族氏族化，最終形成表面是村莊（地緣），內核為氏族（血緣）的經濟團體，這種經濟團體便是中國文化的“根”。有了這個根，便有了各種文化分支。這種農業社會的“土氣”和海洋社會的“洋氣”正好形成鮮明對比。
1、定居+家族化/氏族化，形成了熟人社會。再由熟人社會形成：
鄉土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不重契約而重規矩，因為傳統的規矩就是一種默認的契約。而人改造自然的經驗，由于定居化，遷移少，使得經驗只要在當地管用即可，無需考慮遷移到其他地方是否適用的問題，因此重視個別經驗的發掘與傳承，而非普遍性原則的探究。熟人社會再加上幾十年如一日的緩慢社會變化速度也為禮治——以禮來維持社會秩序，強制力依靠傳統規范——提供了基礎。而禮治并非文字表面上看起來的那樣溫情脈脈，禮教吃人的歷史同樣證明了禮治擁有巨大的強制力。一如魯迅先生在狂人日記中所說的：“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2、小農經濟的封閉性，形成了村落的孤立與隔離。
小農經濟的低下的生產力和脆弱性，使得集權性質的統治方式無法貫徹到最基層的錯落，因而也形成了千百年來皇權不下鄉，鄉村自治式的管理模式。這使得中國古代的政治形式既不是完全獨裁式的，又不是民主式的，而是長老/鄉紳統治。
3、個人，家庭，家族，氏族，這一層層由血緣（父系）關系向外推而形成的親疏不一的經濟共同體，帶來了中國文化中最著名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理論，也帶來了圈子式的社會結構、差序式的道德體系。
圈子式的社會結構：所有社會關系都是以自己為中心，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越遠越疏離。圈子是有彈性的，窮人圈子小，有權有勢者圈子大。中心勢力的變化帶動圈子伸縮。這種圈子文化在今天的中國依舊處處可見。
差序式的道德體系：由于中國的社會結構是由己向外推而形成的，因此在社會關系中，基本不存在超乎私人關系的道德觀念，傳統道德里沒有一個籠統性，普適性的道德觀念，價值標準也不能超脫于事件當事人與評判者的人倫關系。因此行為的對與錯，輕與重都取決于關系的親疏。
以上幾點我是以直線、推力式的方式進行闡述的，但是縱觀全書，作者的觀點是綜合式的，網絡化的。如果村莊-氏族經濟團體是鄉土文化的根，那么社會變化緩慢、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熟人社會、親疏有別的差序倫理、禮治的政治模式等就是鄉土文化的干，而男女有別、孝悌忠信、厚古薄今等思想就是從干上發出來的枝，最后才是行為的葉。
《鄉土中國》雖然成書于1946年，卻對今天我們去了解中國人的“國民性”同樣有著極大的借鑒意義。而當我們真正把目光投向“國民性”這一問題更深的層面時，我們才能不被那些事件的表面所左右。我們也才會對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更有信心，因為今天的中國，早已不再是以村莊-氏族經濟單位為基礎的農業國了。
備注：以上評論帶有私貨，包含了個人的解讀和運用。如有興趣，請閱讀費老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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