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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史學界對日使用原子彈原因的論爭

時間：2023-02-24 04:22:02 歷史論文我要投稿

美國史學界關于對日使用原子彈原因的論爭

內容提要：美國對日使用原子彈影響了美國戰后的對外政策，因此美國史學界長期
重視探討使用原子彈的原因，形成了三派：正統主義派、現實主義派、修正主義派。本
文論述了美國史學家的觀點，并分析了使用原子彈決定的形成情況。

　　關鍵詞：原子彈；原因；美國；史學界；論爭

　　分類號：K712.5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ISSN1000-5218 （1999）-02-0114-0120

　　1945年8 月6 日8 時15分，美國B-29轟炸機在日本廣島投放了一顆原子彈，殺死7
萬生靈。8 月9 日在長崎投放的另一顆原子彈，殺死35000 人。由此美國成為在戰爭中
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使用原子彈的國家。關于美國為什么使用原子彈的問題，長期以
來是美國史學界討論的重要問題之一。到1970年，在美國形成了3 個主要派別：正統主
義派，現實主義派，修正主義派。直到現在，許多歷史學家依然對這一課題感興趣。本
文將考察這3 個學派的觀點，探討美國對日投放原子彈決定形成的過程，解釋投放原子
彈的主要原因。

　　正統派觀點的主要依據，是總統杜魯門在回憶錄《決定的年代》和陸軍部長史汀生
在“使用原子彈的決定”一文中對投放原子彈的解釋。“我們的主要目的是以最小的代
價和最快的速度結束戰爭。”1 由此，正統派認為，投放原子彈無需派遣大量士兵進入
日本本土，既可以加速結束戰爭，又可以大大減輕美軍的傷亡。該派的代表人物是哈佛
大學著名的歷史學家山姆爾。伊利奧特。莫利森（SamuelEliotMorison）和一些政府官
員，如前任國務院經濟顧問赫伯特。費斯（HerbertFeis ）。莫利森抨擊現實派認為
“日本已經接近戰敗，不用原子彈戰爭也將在1945年底結束”的觀點。他認為沒有原子
彈，日本的投降將會拖后很久。因為當時日本政府拒絕接受《波茨坦公告》，決定將戰
爭堅持到底。因此，“鑒于日本拒絕投降的態度，投放原子彈成了關鍵的一步”2.費斯
雖認為沒有原子彈，沒有蘇聯同日本宣戰，戰爭也肯定在1945年底以前結束。但他認為，
原子彈對結束戰爭雖不是必要的，但它的使用也是無可非議的。“使用原子彈摧毀日本
的軍事、人性、政治的理由都是可以被接受的。”3 他說，美國的決策者相信投放原子
彈“有可能挽救一萬士兵的生命”，“所以主要的理由是軍事方面的，沒有更好的理由
來阻止使用原子彈而使用別的武器。”4

　　現實派的主要觀點是：投放原子彈是不必要的，因此是非人道和不明智的。代表人
物漢森。鮑爾德維（HansonBaldwin ）認為：“我們犯有雙重罪。我們于日本已經在進
行結束戰爭的談判但沒有最后結果的時候投放了原子彈。我們要求無條件投降，然后投
放原子彈和接受有條件投降。這種順序是很明顯的：如果波茨坦公告答應日本保留天皇，
即使沒有原子彈，日本也將投降。”“因此，我們使用原子彈，被烙上了野獸的烙印。”
5

　　像現實派一樣，修正派也認為原子彈是不必要的，因而使用它是非人道的和不明智
的。但他們比現實派進一步，指出：決策者有關使用原子彈的主要目的是對付蘇聯。這
一派的代表人物是戈。艾爾坡羅維茲（GarAlperovitz ）。在他的名著《原子彈外交—
—廣島和波茨坦：使用原子彈和美蘇抗衡》6 中，直接挑戰費斯的觀點，在美國引發了
一場更為廣泛的學術爭論。戈。艾爾坡羅維茲認為，美國使用原子彈的原因是政治的，
而不是軍事的；投放原子彈主要是為了嚇唬蘇聯，而不是為了擊敗日本。其理由有以下
幾點：（1 ）羅斯福去世后，美國的外交政策已發生根本改變。杜魯門很快拋棄了他前
任的調和方針，而采取強硬的外交政策來迫使蘇聯默認美國的東方和中歐計劃。（2 ）
杜魯門的策略是“延遲攤牌”。直到在新墨西哥原子彈試制成功后，決定在日本使用，
向蘇聯攤牌。（3 ）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放原子彈后，杜魯門和國務卿伯爾納立即
用核外交政策，迫使蘇聯削弱對歐洲的影響。（4 ）杜魯門政府的政策導致了冷戰。

　　艾爾坡羅維茲的書在美國史學界引起了比過去更大的關注。其原因有：（1 ）艾爾
坡羅維茲挖掘出了更新、更詳盡的資料，受到人們的重視；（2 ）當時美國的越南政策
在國內引起不安；（3 ）美國史學界正興起對冷戰起源的研究。艾爾坡羅維茲對以前學
派觀點的修正激起了一大批學者的反對。冷戰初期左派史學家加伯雷爾。卡爾考（GabrielKolko），
認為使用原子彈既不是引起美蘇不和諧的原因也不是個道德問題。7 另一位史學家托馬
斯。哈蒙得（ThomasT.Hammond ）宣稱：“作者（艾爾坡羅維茲）的主要貢獻是引起我
們重視一個問題：1945年伯爾納、史汀生、杜魯門希望以擁有原子彈來增加與蘇聯談判
的砝碼。但是，夸大原子彈對美國政策的影響已經誤導了不明真相的讀者相信：1945年
原子彈政策扮演了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8 并認為作者“頻繁引用斷章取義的資料并
不能支持他的觀點。”9 最尖銳的批評來自羅伯特。詹姆士。麥道克斯（RobertJamesMaddox），
他在仔細校對了艾爾坡羅維茲書的腳注后發現，有許多注釋是艾爾坡羅維茲自己創造的，
他認為“這樣的學術著作是經不起推敲的、是不嚴謹的”10. 總之，修正派史學家認為，
美國的決策者們在使用原子彈爭奪世界權力的斗爭中，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到70年代中期，由于美國開放了一些關鍵的資料，又有一些學者對艾爾坡羅維茲的
觀點提出了疑義。萊斯爾。羅斯（LisleA.Rose ）和馬丁。雪維（MartinJ.Sherwin ）
是反對艾爾坡羅維茲觀點的代表人物。羅斯反對艾爾坡羅維茲為杜魯門政府辯護，盡管
羅斯依然承認杜魯門政府是企圖利用戰后核武器的壟斷，取得對蘇外交的勝利，他指責
廣島和長崎的毀滅性破壞是“卑鄙的行為”。11馬丁。雪維雖認為艾爾坡羅維茲的觀點
是比較有說服力的，但在《一個世界的毀滅》一書中，雪維強調，正確理解美國的核政
策需要考察羅斯福和杜魯門的行動。他認為使用原子彈的主要動機是盡快結束戰爭。他
也同意艾爾坡羅維茲關于美國決策層把原子彈作為一種政治武器來提高自己的外交地位
的觀點，但他認為這一政治目的次于結束戰爭的軍事目的。12

　　到1995年，戈。艾爾坡羅維茲就相同課題又寫了《使用原子彈的決定和一個美國神
話的構筑》一書。基于他原來的觀點，他進一步闡述日本已經接近投降，日本已受到蘇
聯準備宣戰的威脅，美國的軍事將領艾森豪威爾等認為并沒有必要使用原子彈；杜魯門
的大多數高級閣員敦促，明確日本天皇的地位將加速日本的投降。但杜魯門執意聽取國
務卿伯爾納的觀點，確信原子彈是對付蘇聯的一個重要的外交工具。

　　顯然，50多年來有關這一問題的學術爭論表明，為什么使用原子彈依然是歷史學家
的重要研究課題。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美國作出這一決定？為弄清這一問題，有必要考
察這一決定形成的過程。

　　美國的核武器政策開始于羅斯福執政時期。1938年原子核的分裂在德國試驗成功，
羅斯福接受愛因斯坦的建議密切關注德國原子彈試制的情況。羅斯福惟恐在原子彈的試
制方面德國走在美國前面。很明顯，誰首先試制成功原子彈，誰就有利于控制戰爭的結
局。因此，1941年10月，在珍珠港事件爆發之前兩個月，羅斯福批準了曼哈頓工程研究
項目，開始試制原子彈。羅斯福明白，原子彈在戰爭和外交中是十分重要的，它能加速
結束戰爭的步伐，增強美國的實力，影響戰后的世界格局。在羅斯福的領導下，曼哈頓
工程進展順利。為了在關鍵時刻使用原子彈，羅斯福堅持保守美國正在試制原子彈的秘
密。“這個秘密武器不僅針對我們迫在眉睫的敵人德國，而且針對我們潛在的敵人俄國。”
13鑒于40年代早期的世界形勢，羅斯福覺得同盟國之間的聯合是建立在互相需要而不是
互相信任的基礎上。雖然羅斯福準備支持蘇聯抵御軸心國的侵略，希望與蘇聯結成比較
永久的聯盟；但是，他已估計到戰后世界并非易于控制。換句話說，蘇聯不會輕易同意
美國設計的戰后世界格局的方案。因此，羅斯福與丘吉爾1944年9 月在海德公園達成共
識：核武器只是英美的秘密，在戰爭結束前不與蘇聯或其他國家分享這一秘密。14

　　到1945年春，歐洲戰場的局勢已經非常清楚。5 月9 日，德國投降。7 月16日，原
子彈在美國試驗基地才爆炸成功。因此，原子彈還來不及在德國投降前試制成功并用在
對德戰爭上。那么美國何時使用原子彈？羅斯福還沒來得及作出決定就去世了。因此，
決定美國何時、何地使用原子彈的任務就落到了杜魯門的肩上。

　　1945年4 月12日杜魯門繼任總統時，他還不清楚曼哈頓工程，只是朦朦朧朧意識到
曼哈頓工程的存在。但他并不知道曼哈頓工程是試制原子彈的工程，直到1945年4 月25
日陸軍部長史汀生給了他一份美國二戰期間耗資最大、最絕密的工程報告后，他才清楚
了解美國正在試制殺傷力極強的原子彈。從此，他和他的顧問們，決定繼承羅斯福的有
關政策，在二戰結束前對日投放原子彈，在此之前決不告知蘇聯。因此，從某種意義上
說，“杜魯門作出對日使用原子彈的決定始于1945年4 月25日”15. 從此，美國高層領
導人中出現了使用原子彈問題的爭論。史汀生敦促杜魯門成立一個委員會，“成為總統
決定使用新式武器（原子彈）的顧問團”16. 到5 月3 日，這個“臨時委員會”成立。
175 天以后，德國投降。

　　德國投降引發了美國前線官員對日本投降的思索。海軍部長詹姆士。福雷斯特爾
（JamesV.Forrestal）詢問，“我們希望在什么程度上擊敗日本？”18顧問們認為應當
使用新式武器來結束戰爭，而部分科學家不愿意讓自己的發明成為毀滅人類的武器。在
5 月31日和6 月1 日，美國上層的爭論集中在是否事先警告的情況下，對日使用原子彈。
杜魯門得知這一爭論時，不加任何評論。關于俄國的問題，用史汀生的話說，臨時委員
會已經同意：“對俄國或其他國家保密我們的工作（試制原子彈），直到第一顆原子彈
在日本爆炸為止。”19杜魯門表示，他將拖延波茨坦會議，“直到7 月15日，目的在于
給我們更多的時間”，來完成原子彈的試制。20

　　7 月4 日，史汀生第二次與杜魯門商談，史汀生建議總統在適當的時候可以向蘇聯
暗示美國擁有“超級武器”。在新墨西哥沙漠原子彈試驗成功后，第2 天即7 月17日，
杜魯門立即趕到波茨坦，與丘吉爾和斯大林秘密會談。在會上，杜魯門向斯大林暗示和
眩耀，美國有了原子彈。斯大林裝著若無其事；會后，他指示蘇聯加緊研究原子彈，以
打破美國的核訛詐。7 月20日，史汀生向總統宣讀有關修改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備忘
錄，把“無條件投降”改為“直到日本停止抵抗”。當兩顆原子彈準備完畢，7 月24日，
杜魯門下令，如果日本不接受波茨坦公告，將向日本投放原子彈。他“命令美國空軍只
要天氣允許，8 月3 日后投放原子彈。”21

　　事實上，美國決定使用原子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美國學術界正統派和修正派的觀
點要比現實派的觀點更有說服力。分析這個問題時，我們不能扮演事后諸葛亮的角色。
我們不能過分地強調道義的因素，因為敵人是不講道義的。正如杜魯門所說：“在戰爭
中，日本的殘酷和野蠻已達到了我所不能相信的地步，既然他們是野獸，我們應該用同
樣的方法來對付他們。”22當日本侵入中國、偷襲珍珠港時，他們有沒有考慮自己是否
道德？戰爭期間，在非常時期，人們應該遵循這樣的原則，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23史汀生認為：“我們當然明白我們對這種殺傷力極強的武器
所帶來的后果所付的責任；羅斯福曾多次與我談過有關原子彈的殺傷力。但我們是在戰
爭中，我們必須這么做。因此，我們的共同目的是對付戰爭因而制造和使用原子彈。”
24何況，日本并不愿意無條件投降。在收到《波茨坦公告》后，日本外相希望用沉默來
代替官方的聲明。但日本首相無可奈何地在7 月28日表示：“日本內閣認為‘波茨坦宣
言’僅僅是‘開羅宣言’的翻版，不值得政府注意。另外，日本飛機產量的增加，將給
日本的勝利重新帶來希望。”25顯然，基于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日本軍隊在絕望之前是
不會投降的。由此，正統派的觀點是可以接受的。

　　修正派觀點的理由比較充足。我們可以從追溯美蘇關系的歷史，來理解其觀點。在
二次大戰期間，美國非常重視日益增長的蘇聯勢力。在軸心國的共同威脅下，美蘇建立
了戰時有限度的合作，并達成了戰后適度合作的共識。但是，蘇聯政府堅持維護自己決
定力量、安全、秘密和獨立的權利，在沒有涉及這些因素的基礎上，在聯合行動中，承
擔有限的義務。雅爾塔會議標志著美蘇理解與合作的前景達到了頂點。在雅爾塔，羅斯
福用犧牲中國來獲取斯大林的承諾，蘇軍在德國投降后2 至3 個月出兵加入太平洋戰爭，
條件是要事先簽訂確認這些利益的中蘇協定。26在雅爾塔的時候，美國指望蘇聯進攻滿
洲，阻止日軍撤回本土抵御美軍的攻擊。但到了4 月，戰爭形勢發生了變化，美軍修正
了他們對戰爭形勢的分析：日軍已失去制海能力，不存在撤回部隊威脅美軍的問題。所
以，美國無須利用蘇聯結束戰爭。275 月，國務院問史汀生，蘇聯盡早進入戰爭是否必
要的，它將決定美國是否要遵守雅爾塔協定的遠東部分條款。史汀生認為，蘇聯進入戰
爭是為了他們自己的理由，以他們自己的時間表行動，他們根本不考慮美國的行動。雅
爾塔的讓步在很大程度上受蘇聯軍事力量的影響，蘇聯的援助是有用的，但不是必須的。
如果美軍進入日本，蘇軍的參戰將產生很大的影響，將挽救許多美軍士兵的生命。但是，
如果使用原子彈，美軍就無須進入日本，蘇聯的援助將是微不足道的。28結果，他建議
等原子彈試制成功后再考慮蘇聯事務。在7 月中旬的波茨坦會議上，斯大林依然準備對
日宣戰。另外，斯大林明確表示，蘇聯希望占領部分戰敗日本的領土，可能是北海道。
但是在波茨坦會議上，杜魯門獲悉美國原子彈已試制成功，蘇聯的參戰變得沒有必要了。
杜魯門決定在蘇聯紅軍產生影響之前使用原子彈結束戰爭，這將避免與蘇聯分占日本，
增強美國與蘇聯談判戰后劃分勢力范圍的砝碼。

　　美國使用原子彈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美國人民雪恥的心理。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美
軍基地珍珠港和太平洋其他地區，引起了美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
這場戰爭基本上不同于反德、反意的戰爭——它是一場報復戰爭。”29美國人把他們的
太平洋敵人看成是背信棄義和野蠻的瘋子。戰爭期間的廣告和宣傳都把日本描述成非人
的猴子、丑惡的嚙齒動物、分泌毒液的昆蟲。30原子彈在廣島爆炸以后，杜魯門在華盛
頓向公眾解釋道：“我們已經使用原子彈反擊那些偷襲我們珍珠港的敵人，反擊那些違
背國際公約的敵人。”31兩天以后，杜魯門又說，“當你不得不對付一只野獸時，你不
得不像一只野獸一樣對付它。這是最遺憾的，但是真實的。”32在美國，大多數人對原
子彈在日本爆炸歡欣鼓舞。許多人甚至遺憾，為什么只有兩顆原子彈用于摧毀日本。在
1945年夏末秋初的民意測驗中，大多數（約85% ）的美國人對向日本投放原子彈表示認
可。在9 月份的民意測驗中，只有4%的美國人認為不應該使用原子彈，27% 的人認為應
該在日本的無人地區投放，43% 的人贊成用一顆原子彈就可以了，另外24% 認為應該
“掃平日本”。在10月份的民意測驗中，所提的問題略微不同，但贊成投放原子彈的人
更多。23% 的人認為，在日本有機會投降之前，應該投放更多的原子彈。33美國人認為
自己是世界強國，世界強國居然遭到小日本的偷襲，這種為珍珠港報仇的情緒是顯而易
見的。

　　當然，我們不能忽視美國有一種獨占日本的強烈愿望，有一種企圖把日本變成美國
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和軍事基地的愿望。與其他任何敵手相比較，美國在太平洋利益的安
全，依賴于制海權；而制海權又依賴于水和煤的供應基地和海軍基地。為了提供這樣的
保障，有兩件事必不可少：港口和基地，必要的補給站和機械設施。在亞洲國家中，只
有兩個國家符合美國的這種要求，即中國和日本。但當時中國還不是美國的敵手，而日
本卻已經是了。

　　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把日本看成是一個好鄰居，一個亞洲民主議會政府最好的希
望。隨著日本侵入中國東北地區，即滿洲，美日關系開始惡化。從那時起，美國逐漸增
長對日本侵略擴張的懷疑和敵視。日本20世紀擴張，根植于“貧窮和傲慢”。34

　　因此，毫不奇怪，日本尋求一種典型的西方帝國主義的方式，向外侵略擴張，刺激
經濟的繁榮。然而，日本的擴張影響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例如，中國長期被美國
看成是美國潛在的經濟基地。雖然美國與中國進行貿易的時間不長，在30年代，美國與
中國的貿易只占美國全部對外貿易的4%，但美國商人和公眾認為，擁有4 億人口的中國
是一個巨

　　大的潛在市場。在現代交通條件下，美國人通過菲律賓、關島、中途島、夏威夷等
越來越接近日本。從馬尼拉到舊金山只有從馬尼拉到長崎的3 倍；從關島到美國只有從
關島到日本的2.5 倍。從火奴魯魯到舊金山只有2089海里，到日本的橫濱是3445海里。
這些地方都已是美國的重要基地。從19世紀末以后，美國實行“門戶開放”政策，這使
美國在亞太地區獲得了更多利益。隨著日本的發展，美國不得不考慮如何來保護自己的
太平洋的利益。因此，早在1900年后，美國海軍已經秘密制訂攻擊日本的戰略。35因此
在二戰期間，美國決定投放原子彈摧毀日本是合乎自己的一貫政策的。美國領導人絕對
相信“原子彈可以使美國以美國的方式結束戰爭”36. 美國希望獨占日本，不愿與蘇聯
分占日本。使用原子彈將震驚日本政府，迫使其迅速投降，然后占領日本。戰后，美國
果然如愿以償。日本完全由美國控制，暫時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一個基地，增強了美
國對抗蘇聯的勢力。美國實現了“美國第一”的夢想。

　　最后，如果美國不使用原子彈，美國的政治家們將無法向人民交代試制原子彈所耗
費的巨額資金。曼哈頓工程建立了龐大的工業設施來進行核分裂的試驗，聚集了大批尖
端科技人才，花費了比任何工程都多的人力、物力。在1944年原子彈試制的高潮時期，
曼哈頓工程雇傭人數達12.9萬人。37美國耗巨資試制原子彈，以40年代的水平為價值20
億美元，以90年代的水平價值近50億美元。負責曼哈頓工程的少將萊斯利。格羅夫斯
（LeslieGroves）以及這項工程的其他負責人都論證，所花的錢不應該被浪費。在1945
年春，美國加速了核分裂物質的生產，因為格羅夫斯害怕戰爭將在原子彈試制成功前結
束。38

　　綜上所述，美國決定向日本投放原子彈至少有5 個方面的原因：盡快結束戰爭，減
少美軍傷亡；脅迫蘇聯；為珍珠港雪恥；摧毀日本，使其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基地；
不浪費已花費的人力財力。畢竟，美國向日本投放原子彈是20世紀世界上最大的事件之
一，弄清楚為什么投放原子彈的問題，有助于剖析美國的對外政策。

　　注釋

　　124 亨利。史汀生：《使用原子彈的決定》《Harper's雜志》第197 卷，1947年2
月，第97-107、98頁。

　　225 山姆爾。伊利奧頓。莫利森：“日本為什么投降”（SamuelEliotMorison，
“WhyJapanSurrendered ”），《大西洋月刊》1960年第10期，第47、44頁。

　　3 ，4 赫伯特。費斯：《征服日本——原子彈和太平洋戰爭的結束》新澤西，1961
年，第185 、186 頁。

　　5 漢森引自巴頓。伯斯坦主編：《原子彈》，波斯頓，1976年，第35頁。

　　6 戈。艾爾坡羅維茲：《原子彈外交——廣島和波茨坦：使用原子彈和美蘇抗衡，
紐約，1956年。

　　7 加伯雷爾。卡爾考：《戰爭政策：美國的外交政策，1943-1945 》紐約，1968年
版。

　　8 ，9 托馬斯。哈蒙得：“再談核外交”《軌跡》1976年冬，第1427、1428頁。

　　10羅伯特。詹姆士。麥道克斯：“核外交：對創造性著作的研究”（RobertJamesMaddox，
“AtomicDiplomacy ：AStudyinCreative

　　Writing “），《美國史》，紐約，1973年第3 期，第934 頁。

　　11萊斯爾。羅斯：《可疑的勝利：美國與二次大戰的結束》俄亥俄，197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