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情結

紀錄片情結

　那年秋天，當我走進位于北京東郊定福莊的廣播學院時，全校上下正掀起轟轟烈烈的紀錄片熱。一個又一個導演帶著他們的片子跑到學校，在無數稚嫩而狂熱的目光中，滔滔不絕地販賣著自己的紀錄理念；一個又一個老師讓自己的學術方向拐了一個彎，紀錄片研究成為最熱門的“顯學”；一部又一部片子在我們中間傳播，《絲綢之路》、《河觴》、《望兒5歲》、《望長城》以及安東尼奧尼的《中國》，還有更早的伊文思作品和最早的《北方的納努克》——那么多片子高高飄揚在我們青春的開闊地。
最初的紀錄片熱與電視人的藝術追求有關，我們原本生活在遠離現代新聞的時期，我們鄙視新聞，新聞無學，我們崇拜藝術，電視的藝術集中體現在紀錄片。在紀錄片里，我們看到光影的美麗與憂郁，看到生命的軟弱與光芒，看到時間一點點流淌，看到陌生而熟悉的空間，那部《沙與海》多少次讓我們激動。而且，更令人神往的是，紀錄片是用記錄的真實來進行創作進行表達，是真正的“作家電視”，晚年畢加索甚至把玻璃、木頭、繩索這些真實材料放到油畫里，那時，我們也這樣理解記錄片。
如果你那時走進我們的學校，白楊林間的道路上，一定會看到這樣的“乳臭小子[戈達爾的片名]”：長發散亂，目光迷離，肥大的衣衫，沉重的“軍勾” ——這樣的學生往往心中裝滿紀錄片的理想。然而，若干年后，當他們成長為真正的紀錄片導演時，一定黝黑粗糙憨厚木納，土氣得象個老農民。我最推崇的日本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就長成這樣。

10年來，我們看了太多的紀錄片，“真實電影”、“自由電影”、格里爾遜、懷斯曼等等，我們中的一些優秀分子也拍出了至少幾十部真正的紀錄片，為了寫一本紀錄片的書，我幾乎看了所有紀錄片的漢語文獻。但是，紀錄片已經越來越邊緣化，越來越回歸它本來的寂寞空間，我的工作也距離紀錄片越來越遠，它只能成為我業余生活的愛好，就象我對詩歌的愛好一樣。生活的遷移就是這樣，
沒有一個東西可以長久地占據中心，除了金錢與權力。
我喜歡這種邊緣化的感覺，它安寧隱密充滿溫暖，使得我們的愛好毫無虛榮，使得愛好不過是愛好。朋友韓東在詩中寫道：你見過大海，不過如此。我們喜歡紀錄片，也不過如此，它與才華財富統統沒有干系。就好比養狗，多年來，我只喜歡一種叫做京巴的普通的狗，如果有人向我炫耀他養的狗出身多么名貴，我只能承認他的愛好在養狗之外。
因為我的愛好，我更加熱愛北京，這個風沙蔽日的城市，一直寬容著各種人的不同愛好，你喜歡先鋒話劇也好，喜歡黑白片也好，都可以在北京找到同好的朋友。還是紀錄片，在北京可以有好幾個小組社團，我跟他們并不相熟，但他們的存在讓我不太孤獨，他們的活動讓我度過了一些美好的周末。去年春天，中國電影資料館曾經舉辦了伊文思的作品回顧展，為了一部名叫《早春》的黑白紀錄片，我們在小西天的酒館里酩酊大醉，人生快意，總要盡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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