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新經濟”與網絡經濟

論“新經濟”與網絡經濟

半個世紀以來，高增長勢必導致通貨膨脹抬頭，這個傳統信條現在也已被打破。為此，一些敏銳的專家早在前兩年就提出了“新經濟”問題。另一方面，日本、歐洲，乃至廣大的發展中經濟和轉軌經濟，也紛紛感到了“新經濟”的沖擊波。本文擬從網絡經濟角度，就新的世界經濟作者于思考。 

一、“新經濟”概念的來龍去脈

　　“新經濟”是什么？不同的人也許有不同的理解。技術工程出身的人，可能會感慨信息網絡的“神奇”；金融業人士，可能容易困惑于“網絡股”瘋漲和風險投資的魔力；政策智囊們更多關注的可能是“新經濟周期”的調控和新的增長點；而經濟學教授和社科研究人士，則可能首先有責任界定“新經濟”的概念。

　　在美國，較早談論“新經濟”的學者是商業周刊的主編斯蒂芬·謝彼德。他于1997年11月提出了“新經濟”概念，指出新經濟具有六個特征：實際GDP大幅度增長、公司運營利潤上漲、失業率低、通貨膨脹率低、進出口之和占GDP的比例上升和GDP增長中高科技的貢獻度比重上升。

　　更早的爭論是“新周期”問題，1997年8月由邁克爾·曼德爾首次提出。1998年6月，MIT教授多恩布什進一步討論了周期消失問題。同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懂事長兼主編莫蒂默·朱克曼發表“第二個美國世紀”，認為新型繁榮源于一系列制度結構優勢，并非不可持續。

　　不同的聲音包括：美國《前景》雜志主編羅伯特·庫特納認為“商業周期消失論”是夸大其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研究員斯蒂芬·韋伯則提出“減幅論”，認為商業周期波動將變得輕微，經濟周期正在變成一種“漣漪”（ripples）。更對立的觀點來自兌魯格曼，他認為美國經濟并沒有發生什么根本性的變革，“新周期”看上去更像“老周期”，只是失業率低一點。

　　國內學者較早探討“新經濟”的論文見于《世界經濟》雜志。《論美國新經濟》發表于1998年6月號。長篇訪談《美國新經濟給東亞帶來什么？》見于同年7月的《東亞經貿新聞》。就“新經濟”的提法，國內學者也各有系統著述，有的稱它“知識經濟”（如清華大學吳季松），有的冠以“信息經濟”（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王懷寧），筆者則命名為“網絡經濟”。至于更早對新經濟的探索，《人民日報》等早在1992年即有論點鮮明的文章。 

二、“新經濟”實質是“信息化”和“全球化”

　　“新經濟”當然明顯區別于傳統經濟。然而傳統經濟是什么呢？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曾認為：世界上的經濟有兩種，一種是有了“權”才能買“錢”的經濟；另一種是有了“錢”才能買“權”的經濟。

　　現在世界上已經出現了第三種經濟。在這種經濟中，有了“智能”就能去“買錢”和“買權”；在這種經濟中，“經濟剩余”的瓜分權威已經不再是“達官”和“富豪”，而是“智士”和“仁人”。其代表人物，在國外，可包括世界首富比爾·蓋茨、薩馬蘭奇和索羅斯。在國內，張瑞敏、王選、柳傳至、張朝陽等也許可以參選。如不考慮目的正當與否，不妨也可琢磨一下牟其中，他的“鬼點子”中似乎不無“新東西”。

　　“新經濟”的驅動要素首先不再強調“權力”和“金錢”，而是“智慧”、“主意”和“點子”等知識或曰信息。這是“知識經濟”和“信息經濟”廣為流傳的注腳。不過嚴格地說，“知識”可以分為能夠帶來“產出效益”的“生產性知識”，和只能帶來“分配實惠”的“分配性知識”（其極端是剽竊和偷盜）。不言而喻，經濟學所強調的是“生產性知識”，也即那些“旨在擴大而不是多分蛋糕的有機聯系著的數據”。這才是要說的“信息”或“新知識”。

　　以“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為參照，“信息經濟”似乎要比“知識經濟”更能勝任于界定新的時代。因為，在汽車這個工業經濟時代的主導產業中，甚至在美國和法國的農業中，“知識”的貢獻度也都是非常高的。盡管如此，“知識經濟”的不脛而走畢竟是一個事實。究其原因，似在于它更容易喚醒工農大眾“尊重知識”的優良傳統，更容易引起各界人士的共鳴。

　　“知識經濟”和“信息經濟”更多體現的，只是經濟的內在驅動要素，并不能較好地同時反映出“新經濟”在地線空間上的突飛猛進，也即當代最引人矚目的經濟全球化和“無國界經濟”等問題。同時涵蓋二者而又能比“信息”更為鮮明的一種表述，應該說非“網絡經濟”莫屬。“新經濟”的實質有二：“信息化”和“全球化”。謝波德的“新經濟”六特征雖有些表層，但他認為“新經濟”的根源在于全球化和信息化，卻無疑很具洞察力。

　　“網絡經濟”的內涵是驅動要素“信息化”，而外延則是合作機制“全球化”。“網絡”的靈魂是信息，使命是覆蓋全球，消除或縮小時空差別，使得每個人隨時隨地都能同另一個人進行聯系。這似乎是個很簡單的事實，但恰恰就是這一點，在導致整個世界天翻地覆。90年代初美國初代煙刊的“封面人物”譜選中成功轉播了“柏林墻”和“8·19”事件的CNN總裁，當時許多人感到費解。而今天，感嘆《時代》的偉大已經不言而喻。《時代》不僅大膽預見，而且勇敢投身，已經同AOL（“美國在線”）合并。 

三、“網絡經濟”既產生沖擊又送來希望

　　“網絡經濟”提法的欠缺也許在于它容易讓人敬而遠之。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新經濟”的滲透，它倒是成了走紅最快的術語。如果哪位語言學家在找尋近年使用頻率最高而又最能標新立異的術語，那么他一定很難找得到比“網絡”更合適的。

　　網絡能較快流行的一個原因，恐怕在于對“網絡（概念）股”的瘋漲和泡沫竟然能夠如此長久地令人困惑。另一原因，也許是“網站”確如雨后春筍，層出不窮，幾乎所有的新潮事物都同網絡密切相關。而說到底，這一切又根源于網絡這種新媒體。一般說來，“新聞”首先容易觸網，其次便輪到“金融”和“經濟”。

　　網絡已掀起了第三次通信革命，前兩次是文字和印刷術。每次新媒體問世，都不僅有沖擊波，而且也有陣痛。早先，文字出現后，要求分享特權的社會壓力曾經引發過一段攻擊“文字”的奇談怪論，認為“文字的罪過在于制造健忘。它使得人類變得好像無所不知，但其實卻一無所知！”如今，網絡出現后，也并非無人將它同邪惡、性紊亂和愛滋病等攪和在一起。在中東，“碟型天線”增幾何時竟是射手們趕時髦的靶子。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網絡經濟在一二十年中，不僅在日夜穿透各民族國家的邊界，魔術般地呼喚出各種目不暇接的信息產業（包括“信息技術產業”和“信息商品化產業”），而且使得這些新主導產業群已經將傳統上作為發達國家工業象征的汽車產業群遠遠地拋在身后。在美國，信息產業今天已經占到整個經濟的四分之一以上，而汽車工業產值只占4％左右。信息產業的年增長速度高達28.6％，而汽車產業只有18％。而這也是美國“新經濟周期”超長的一個注腳（另一個是利用網絡實施“全球超宏觀調控”）。

　　網絡經濟還到處興風作浪。形形色色的“無國界經濟”，到處迫使那些網

絡化程度不高、或者還沒有起步的經濟不斷地捉襟見肘，并疲于彌補自己的各種制度漏洞。英鎊、（意大利）里拉、日元都曾發生匯市“錯位”，（墨西哥）比索、泰林、韓元、盧布。（巴西）雷亞爾等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貨幣，也都曾遭遇沖擊，飽受外資抽逃而又缺乏反饋機制的金融恐慌之苦。

　　網絡經濟已經給我們送來了新的世紀。地球已經帶上了一條又一條衛星“項鏈”，國內信息高速公路已經初具規模，“電子商務”已經在孕育一代新人，城市的年輪正在繼續推向遠郊，企業的總部正逐漸遷離喧囂的都市，“純潔利潤”勢將成為新的時尚。而新一代汽車，也正載著整個世界工業社會，開進我們成千上萬的工薪階層之家。 

四、“網絡經濟”要求橫向合作和直接經濟

　　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網絡經濟似在呼喚兩個東西：其一是“橫向合作”，其二是“直接經濟”。網絡經濟倚重的是信息資源、網絡服務和世界社會，而傳統工業經濟倚重的則是自然資源、制造產業和民族政府。

　　人類的合作模式可分成兩個理論形態：一個是縱向合作，諸如“三綱五常”，“軍、師、旅、團、營”及軍事化經濟等，此外也該包括計劃指令型經濟和（準）新興市場經濟。這類經濟主要依靠權力（其鏡像是服從）去驅動。另一個理論形態是橫向合作：它最充分地體現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中。這種經濟主要依靠金錢來進行驅動，其鏡像是包羅萬象的商品交易，實質是要求等價交換，至少是在（法律等）形式上。

　　倚重橫向合作，對于作業體系，意味著福特制流水線的解體，勞力者“藍領”和勞心者“白領”的界線正在消失，監工或工頭制度正在為各種“特別作業班組”所取代耐于企業組織，橫向合作意味著傳統的公司“金字塔”結構正在變得扁平，中層經理和參謀班子正在深入到科研、管理、生產、營銷一體化的市場前線去；對于民族國家，橫向合作意味著“無國界經濟”蔚然成風，國際化、諸侯化、民間化的趨向也已漸成氣候。例如，我國對外貿易從過去的幾個口岸膻變成數百上千個對外合作實體，就是一種寫照。

　　至于直接經濟，目前主要表現在“直接融資”和“非中介交易”方面。直接融資有兩層含義，其一是“非中介”，其二是“非親情”。

　　“非中介”也有兩層意思。一是倚重證券融資而非銀行融資。銀行本身就是投資人和集資人之間的中介。二是網絡融資。網絡融資的前身是電子證券市場融資。美國1965年之后曾經出現“The　　Third　　Market”（第三市場）。美國證券市場包括大廳交易和“場外市場”（非掛牌）。第三市場是“在場外”而又“掛牌”的電子市場。電子市場早期也有中介機構和相應費用。隨著執行系統或曰網絡技術的進步，無中介直接融資已經出現和流行，形成“第四市場”。對其擴張速度和現存規模，世界經濟已經強烈感知。

　　“非親情”主要指新興市場經濟中政府、銀行和企業的“剪不斷理還亂”的幕后關系。一些學者稱之為“Crony　　Capitalism”（直譯為裙帶資本主義），認為這種勾結是東亞模式不再穩定有效的制度根源。市場經濟、特別是網絡化了的市場經濟要求透明、公開和可預見。否則，資本的流出入就勢必大起大落。而這對金融制度不健全的國度，往往意味著災難。東亞國家辛苦經營和積累的貿易利潤在一場金融風暴中就可以化為烏有。

　　日本經濟危機，也可由此理解為一種從“間接融資”轉向“直接融資”的陣痛。銀行中介功能過度，證券融資比重過低，無中介、高效率的電子融資起步太遲，等等。此外，日本政府、銀行和企業的勾結關系，也是改革的難點。當然，這些問題在泰國、韓國乃至整個的東亞模式中也許更嚴重。政府、銀行、企業之間關系曖昧、中介投資功能過度等等，勢必容易在誘導外資流入的同時，埋下金融危機的種子。 

五、“網絡經濟”距離我們既貼近又遙遠

　　“網絡經濟”已經走近國門。1997年金融風暴之后，套利基金曾向剛回歸的香港通貨發起猛攻。中港當局同心協力奮起抵抗，“聯系匯率制”得以保全。但進攻是全方位的，穩住匯率的手段容易構成股市沖擊。穩定匯率的重要手段是“加息”，而“加息”對股市是一個誘導信號。何況在當時條件下，穩住股市信心異常困難。結果，恒生指數狂跌過半，香港股東損失慘重。若再考慮“保衛戰”成本，則這次國門撞擊應當說很沉重。

　　隨后是一場艱苦的調整。1998年外貿增長率陷于停滯，沿海經濟受到極大影響。國內實際上發起了一場“新政”。巨額“特別國債”、大幅度政府機構調整和企事業單位下崗分流、連續七次降低利率，等等，總算讓國民經濟得以康復。如今，新的經濟增長點正在形成和擴大，教育、環保、信息網絡、假日經濟等，都在以驚人的速度遞增。教育這幾年的年增速超過20％。更令人振奮的一點是近期提出的“西部大開發”。一場規模空前的箭道路、鋪管道激光纜的經濟熱潮正在興起。

　　就網絡產業而言，中國也已初具規模。中國網民的上升速度和絕對規模，在全世界已經名列前茅。中國光纜網的鋪設已經遍布全國，連青藏高原也已跨上了INTERNET。中國教育科研網的覆蓋面之廣，足可同任何國際水平匹敵。目前，國外許多風險投資基金都看好中國的電信網絡市場。入世后，它必將如虎添翼。

　　上述“網絡經濟”兩大原則勢必會加速制度變遷。事實上，網絡經濟已在不斷地消除各民族國家之間經濟制度的差距。世界各國經濟制度的變遷正在為一種新的技術要素及其理念所驅動。就制度變遷而言，我們距“網絡經濟”應該說還相當遙遠。

　　市場制度是橫向合作的一種體現。而在中國建成世界標準的市場制度，顯然還需要時間。市場體系有三個系統，運作系統是容易模仿的，干預系統也容易引進。但是法規可執行性的提高、公共經濟的社會化嬗變，都是改革的難點。“重點突破”有時難于“全面推進”。至于“支持系統”，一般都需要二三代人的時間。保爾和蓋茨，顯然是不同的英雄。沒有新一代的人力資本，高科技難以放射光芒。

　　即使就運作系統而言，網絡經濟也需要幾個前提：一是完成交通革命，二是支付系統現代化。這對
趕著大車拉著鈔票進城買電器的眾多村民來說，顯然相去甚遠。更何況，市場制度還分作新興市場和成熟市場。而成熟市場又分作網絡化的和尚未網絡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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