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教學中的人文精神 ──錢中文教授訪談錄

語文教學中的人文精神 ──錢中文教授訪談錄

錢中文　孫妮娜

錢中文，著名文藝理論家。1932年生，江蘇無錫人。1955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1959年肄業于莫斯科大學研究生班。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評論》雜志主編、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專著有《果戈理及其諷刺藝術》、《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文學發展論》等。　　

孫：錢先生，您好。我曾聽過您的題為《新理性精神與文學理論》的演講，深受教益。您在演講中提出“新理性精神”包括“現代性、交往對話精神和新的人文精神”三個方面，體現了您對文學深刻的現實關懷和人文關懷。今天，我受《語文教學與研究》雜志之托，對您進行一次專訪，希望您對語文教學發表高見。首先，我想問的是，您作為文學理論研究的一代大家，您對文學的興趣是何時培養起來的呢？

錢：我六七歲時念私塾，就是死背，也不懂。私塾學的東西，中學以后還有接觸，覺得不錯。到年紀大了，還是能背。現在的年輕人愛看武俠小說，我也讀了兩年半的武俠小說，但讀到初二就不愿讀了。因為老師給我們讀五四以來的現代文學作品，培養我們的審美能力，使我發現了更有價值的精神食糧。我記得那時老師不滿足于課本上的講義，還自刻蠟版，給我們讀沈從文的《常德的船》、夏丐尊的《白馬湖之冬》以及茅盾的一些散文隨筆。這樣就使我從《七俠五義》、《江湖七俠傳》之類的武俠小說中脫離出來，對現代作品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這些作品中我領悟到了好文學要寫身邊事，優秀的文學作品是虛構中的真實，而武俠小說則是虛構中的虛妄。

孫：也就是說，老師在您走向文學研究之路上起到了很好的啟蒙和引導作用。您對所接受的中學語文教育還有哪些印象呢？

錢：我所受的中學語文教育是在四十年代下半期結束的。那時候的課本有文言也有白話，都要背；有記敘文、議論文，印象深的是游記之類作品，像柳宗元的《永州八記》，短小雋永；還有蘇軾的散文《前赤壁賦》、《后赤壁賦》等。當時的語文教育，主要還是五四后的新文學，如《一件小事》、《在酒樓上》等。老師很好，啟發我走向新思想，教導我們要同情老百性、同情小人物、同情被損害的人。鄉土文學也很吸引人，如王魯彥，專門寫鄉村。我是鄉下孩子，看了很熟悉，培養了一個少年要與老百姓接近，維護他們的利益這些最樸素的情感。古文里也有，像孟嘗君，對地位卑微的人也寬容、尊重，給他們平等的待遇。這些都是人文精神。

孫：聽您舉了這么多例子，我們對人文精神的內涵已經有了感性的認識。您能否進一步對其抽象概括呢？

錢：人文精神就是要有血性和良心，要有同情和憐憫，要培養真摯的充滿人性的品格。不做那些不成熟的事，對得起自己和別人。這些講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真碰到一些事，你不一定會同情憐憫別人，而且可能還會做出損害別人的事。

孫：看來您對人文精神的最初認識也是從中學語文教育中獲得的。近10年來關于文學的人文精神的話題被經常提及，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生活發生了某種缺失。您認為中學語文教育在這方面可以有哪些作為呢？

錢：首先要加強文選。選擇的文章應側重人文精神，并對學生加以引導。通過語文教學，教博導新觀察給學生初級的審美體驗以培養同情、憐憫、血性和良心。文章有兩種：一是知識型的，教會你表達；另一種就包含了審美的感情，以高尚的情操影響人的一生，中學語文在這方面要加強。單純的描寫，如游記也需要；但更應注重那種可以培養人文精神的選文，使學生既學會知識，又陶冶情操。第二個方面是老師要善于引導。在學生面前要以身作則，言行一致，不要課上一套，課下一套；要教給學生審美體驗，何為美，何為高尚，老師自己首先要有審美體驗；要善于把好的審美因素分析出來，將其傳播給學生，教會學生發現美。在目前的思想界，這方面削弱了，功利性較多，為人處事完全陷入實用，老師自己首先要避免這些消極影響。另外，還要注意啟發，讓學生擴大閱讀，超越課堂。老師要在其中作些指導，看哪些書，哪些書不一定看，注意有所取舍，也要注意古今中外的廣泛涉獵。

孫：您在第二點中談到了要培養學生的審美能力。我們是否可以說人文精神的培養與審美能力的提高存在必然聯系呢？

錢：的確是這樣的。中學語文教育要培養學生初級的做人道理，教會他們何謂做人的價值，慢慢體驗到做人的意義。但是教育的方式不是政治課上純粹的思想品德的說教，而是要通過文章的閱讀潛移默化地影響他做人的準則。如何了解人的意義、精神、價值呢？只講技術是片面的，還是要通過審美的方式。我想這也正是語文教育的魅力所在吧。

孫：您說到這里倒是讓我想起了現在比較流行的一種觀點，就是認為語文、英語這些語言的學習只是為了掌握與人交流的工具。對此觀點您怎么看呢？

錢：語文既要作為工具教會學生表達思想，又要在審美中培養其人文精神。我們就是要教會學生用語文這個工具去表達真摯的感情，表現高尚的情操。脫離審美講應用是生硬的。

孫：看來語文教學中的工具應用型目標與審美能力的培養是并行不悖的。就您認為，傳統的中學語文教學模式所反映出來的思維方式與審美能力的培養、現代人文精神的塑造還有哪些距離呢？

錢：我不很清楚現在的情況。但以前是選擇較為單調的、歌頌性、理性的文章。這些格調只能培養學生粗淺的掌握文字的能力，對于情操培養作用有限，容易使之單一化，可能引起反感。課文應是多樣化的，這樣學生才有興趣，有了興趣，才能深入；沒有興趣，就不能使學生深入地掌握工具。至于應側重于何處，過去強調教育人，但是太單一，不能培養學生的創造精神和個性。如果說當前的語文教育與上述要求有何距離的話，可能就是在工具應用上不能使學生真正掌握駕馭文字的能力，在培養情操方面缺乏個性、情感單調。距離可能在這兩個方面都存在。

孫：要縮小這些距離，對我們的語文教師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嗎？

錢：對。老師要既做好人，又做好學問。“學高為師，身正為范”，正體現了二者的統一。老師無論在為人上還是在學問上都要成為學生的表率。而且，老師與學生要平等，不要訓斥；要把他當作一個獨立的孩子，要尊重他；即使不對，也要想辦法加以啟發。要在教育中實現師生之間的對話，不要一味灌輸。

孫：您談到對話，又使我想起了您在演講中提到的“新理性精神”的一個方面“交往對話精神”。您認為中學語文教學中實現師生對話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哪些地方呢？

錢：我在“新理性精神”中提出“交往對話精神”是對我們自己的一種反思。在當前全球化語境中，只有話語霸權，只有批判；沒有自立意識，沒有學理。思維方式停留在非此即彼、有我無你的狀態，把對話對象不是放在平等的對話基礎上。但交往對象之間應該是一種平等對話的關系，你不能沒有我，我不能沒有你。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不適合于學理探討，不能將學問增殖，所以我們應提倡兼容并包的精神。這是我對文學研究工作提出的一套思路，反映在審美引導上，道理是一樣的。對于一篇文學作品，老師有他自己獨特的審美感受，學生也有。這些審美感受由于師生年齡、心理、閱歷、知識結構的不同肯定存在著差異。老師對這些差異應該持包容的態度。要鼓勵學生獨立思考，提出自己的想法，即使這些想法是幼稚的、偏激的甚至是稀奇古怪的。如果有些想法的確不著邊際，老師可以適時地加以引導，給學生講明為什么不好；如果想法有新意有創造性，老師應給予鼓勵和贊許。我不太清楚現在的情況，但我記得我女兒上中學時接受的語文教育是比較死板的，老師備課照搬教學參考書，評卷只認標準答案，扼殺了學生的創造精神。應該給予學生適當的空間發揮，這對老師其實也會產生一定的啟發作用。這就是師生之間的平等對話。

孫：您的談話使我深受教益和啟發，謝謝您接受我的采訪。再見。

摘自《語文教學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