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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您還有失敗的權利嗎？
老師，您還有失敗的權利嗎？ ————讀《應試教育的報應？》有感 我思故我在 教了十年的書，大部分時間也是當班主任的，現在所教學生中已有一些成了我的同行，而且小學、初中、高中皆有。當年，他們幾乎都對我的人性化教育管理思想非常認可。現在，成了教師的他們又是如何對待他們的學生的呢？從我獲悉的情況看，我的人性化教育管理思想并沒有被太多的新同行們接受。 我沒有拿應試教育的那一套去約束學生，我對學生的尊重也得到了學生的理解與認同，為什么我的學生如今做了教師，卻不愿意“繼承我的衣缽”呢？我的體會是，造成這種現象的間接原因可能是這些新教師們當年所受的應試教育的熏陶，但直接原因還是在于現實的教育評價體制存在著嚴重的缺陷。 記得當年我剛從師范大學畢業，回到了母校教高一7個班的思想政治課并擔任一個班的班主任。當時我滿腦子里想的就是如何改革政治課教學，讓思想政治課變成學生喜歡的課程。我曾花了一個通宵給學校領導寫教改設想。當時的校長和書記分別找我談話。他們肯定了我的積極性，但要求我先站穩講臺，不要急躁冒進。因為我的“出爾反爾”、頑固不化，這樣的談話一個學期就進行了多次。 最終，我還是冒進了。 一年下來，我任教幾個班的思想政治課成績比全縣平均分差了許多，我帶的班除了體育成績在同年級中遙遙領先外，學習成績比當初他們進校時退步許多，與別的班的差距可以用“懸殊”形容。在校蹲點的教委督導忍不住了，在全校教職工大會上公開嚴厲地批評了我。這一幕發生在十年前。 第二年，我繼續呆在學校，繼續教我的思想政治課，繼續當我的班主任，當然是繼續帶高一。我調整了一下思路，腳踏實地、重新“為師”，一個學期下來，所帶班級拿到了“先進班集體”的稱號。 坦率地說，當時我并沒有那種“灰溜溜”的感覺。因為我把自己的這次慘敗歸咎于我的經驗不足以及評價體制的不盡合理。但現在回想起來，我不由得暗自慶幸：幸虧那是在十年前。如果這件事發生在今天，我還能有這般幸運嗎？我還能在這所省一級重點中學立足？如果我當時就被名正言順地調離學校，那么后來的各種機會還會光臨到我的頭上嗎？ 十年前，我有失敗的權利，所以我也有在失敗的地方站起來的機會；十年后，我的學生成了老師，他們還有失敗的權利嗎？他們還有在失敗的地方重新站起來的機會嗎？我很遺憾地看到，現在這樣的機會太少了！特別是在經濟發達地區、在重點學校，這樣的機會幾乎就是零。在那些地方，新教師被分配到學校后，學校領導告訴他們的第一件事可能就是：一年后你是否還能在這里是個未知數。在這樣巨大的壓力面前，能有幾個新教師敢冒風險越雷池一步？他們沒有老教師那么多的教學經驗，卻要與那么多的老教師一起競爭；他們沒有老教師那樣的資歷，卻承擔著不比老教師少（有時甚至更多）的教學任務。他們又能夠怎樣？ 記得當年經濟體制改革初期，中央曾有一個思路：允許改革出現一些失誤，但不許不改革。現如今，教育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各種時髦的舉措也可謂層出不窮，但是好象沒有誰在講教育改革是要付出代價的，創新是與風險為伴的。教育改革是完全可能出現失誤的，誰來承擔改革失誤的責任，這是一個迫切需要回答的現實問題。讓教師個人來承擔教育改革失誤的所有責任，偌大一個中國，能有幾人站出來做這樣的勇士？更何談新教師！ 如果有人告訴我說，教育問題涉及到孩子們的未來，所以教育改革是不許失敗的，那么我認為這將會是中國教育改革史上最大的一個笑話。改革不允許失敗，實質上就是否定改革拒絕改革。而在現行教育體制下，學生們受到的傷害還少嗎？厭學的孩子還少嗎？存在心理問題的學生還少嗎？這些問題難道不關系到孩子們的未來？我們怎么能夠容忍現實對孩子們的傷害卻不允許因為對現實進行改革而出現的一點失誤呢？難道我們能夠命令手術臺上的醫生：你必須把這個人瀕危病人救活，絕對不允許讓病人死在手術臺上。要知道，病人在動手術之前，還得有家屬簽字承擔必要的責任呢！不許醫生出現一絲的失誤，最后的結果只能是沒有人愿意當醫生；讓教師個人承擔全部的教改責任，中國的教育改革怕只能是“路漫漫而修遠兮，吾將左右而徘徊”了。當然，與此同時，出現在報刊雜志上的教改成果是不會少的。 如果沒有人反對，我想替那些新教師們問一問，也是替自己問一問。問一問掌管著我們命運的教育行政部門，問一問決定著我們去留的學校領導：我們還有失敗的權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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