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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邊緣人”生存現狀透視
[千龍網記者于振華1月5日報道] 日前，北京大學三角地貼出的“大量學生床位出租轉讓”的廣告，引起千龍網記者的極大興趣。在深入采訪當中，一群沒有北大學籍、卻又和北大學生一樣學習的“北大邊緣人”浮出水面，然而他們的生活都非常艱辛。到底是一種什么力量在吸引著他們？
沒有“綠卡”的北大“偷聽生”
柳哲是因為研究曹聚仁才來北大的
只有高中學歷的柳哲，是“北大邊緣人”的倡導者，也是“北大邊緣人”浮出水面的見證人。他在北京大學生活了8年，但是，他沒有交一分錢上學，也沒有宿舍床位，卻和北大學生一樣，在食堂用餐，在體育場打球，在教室聽課，在禮堂聽講座，和北大老師交流思想、討論問題。因而，他首次以北大地域為中心、將有和自己一樣經歷的人統(tǒng)稱為“北大邊緣人”。
“中學時代，著名作家曹聚仁的自傳《我與我的世界》影響了我的人生選擇。”日前，來自浙江金華的柳哲在接受千龍網記者采訪時說，高中畢業(yè)后，他在家鄉(xiāng)浦江圖書館的曹聚仁資料館工作。但是，他感到自己功底太薄、眼界太窄，所能搜集到的資料也非常有限。于是，他決心到北大進修。
1996年3月，柳哲帶著數十公斤有關曹聚仁的資料來到北京大學，一開始，柳哲打算自己花錢進修，可是，當時，柳哲只帶了2000元錢，根本無法交納昂貴的學費。這時，北大的一位教授告訴他，不用交學費，直接進教室聽課就是了。
后來，柳哲就到北大中文系抄了課表，偷偷地溜進了教室聽課，而上課的教授也從來沒有把他趕出教室。就這樣，8年來，柳哲一直在北大“偷聽”。“我利用這‘偷’來的功夫繼續(xù)從事曹聚仁研究，居然事半功倍。”柳哲告訴千龍網記者，他已經發(fā)表了數十篇曹聚仁研究文章。
柳哲經常混在北大學生當中和北大教授交流
8年里，柳哲在北大如饑似渴地學習各種知識，感受著北大自由、民主、科學、進步的學術氛圍。他先后旁聽過北大中文系、哲學系、歷史系、光華管理學院等院系的數十門課程，聽過數以百計的各類講座。他還參加過北大研究生會、五四文學社、愛心社等北大學生社團組織，閱讀過不計其數的書籍，也結識了眾多的師長朋友。
圖書館、導師和講座，北大這三件“寶貝”散發(fā)出來的獨特的人文魅力，很讓人著迷。柳哲坦言，8年來，他一直學習、工作、生活和創(chuàng)業(yè)在北大。他沒有學籍、未曾佩帶過北大的校徽，手中也沒得到校方的任何憑證。
但為了求知，柳哲說，他不需要一紙文憑，只需要知識、能力和智慧。“將近8年的北大游學，我已然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北大邊緣人’。我認為在探索真理、尋求知識這方面，北大人和‘北大邊緣人’是平等的。”
“北大邊緣人”悄然浮出水面
北大碩士生梁科曾經也是“邊緣人”
日前，千龍網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像柳哲一樣在北大游學“偷聽”的“北大邊緣人”還有很多，他們當中有的是為了參加培訓，有的是為了考研，還有的是為了搞文學創(chuàng)作，等等。盡管目的不盡相同，但是他們大多都過著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辛生活。
“壓力最大的是經濟問題，我不得不為生計而奔波。”柳哲說，來北京之后，為了節(jié)省房租，他就住在北大校園一間廢棄不用的小房里，房里沒有電也沒有暖氣。一直到1997年1月，被校方發(fā)現，柳哲才不得不搬出這個小房。家里幾乎就沒給他寄過錢，他也認為二三十歲的人了，不好意思再向父母要。因此，他在學習之余的重要工作就是掙錢。
“第一次打工是幫某公司抄信封，兩天掙了120元，我樂了好一陣子。”柳哲回憶說，有一年夏天，通過與民工聊天，得知拆房時整理一塊磚頭能掙3毛錢，他就高興地去干了一天，手指頭都被磨出了血。當時，柳哲的生活窘迫到了一個饅頭就白開水就算吃一頓飯的程度。
“我還好點，實在不行了還可以找得到人借錢，有的‘北大邊緣人’就沒有這么幸運了。”柳哲告訴千龍網記者，他認識的孔君，只有初中畢業(yè)，是一個江西貧困山區(qū)的民辦教師，他主要是在光華管理學院聽課，一聽就是三、四年。孔君非常用功，可是生活非常困難。有段時間，孔君沒地方住，就住在正在拆遷的房子里，由于天太冷，他只能地找點木條燒了取暖。
像這樣的苦難故事，在“北大邊緣人”中數不勝數。剛剛通過在北大旁聽而考上了北大歷史系的碩士研究生梁科也曾經是“北大邊緣人”，他在接受千龍網記者采訪時介紹說，2001年他還在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上大四時，就第一次報考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生，結果未能如愿。
于是，梁科放棄了畢業(yè)后的各種就業(yè)機會，在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之間租了一個地下室住下來，準備復習功課，再度報考北大。白天，他早早起來到北大，跟北大的學生一樣，聽課、上自習、吃飯等，一直到晚上10點左右，他才回來睡覺。經過一年的艱苦努力，他終于夢想成真。
近年出現的號稱“北大邊緣派”的青年作家王少農，現任《中華圣典》主編，是個地道的四川人。他曾先后在青海師大和北大游學，著有《竹林七賢》、《東晉風流》等。為了紀念在北大游學的日子，王少農還專門寫了一篇《我在北大游學的日子》。
在這篇“游學自傳”當中，千龍網記者了解到，王少農是1997年春天到北京的，他先在清華大學一個老同學處寄住了幾天，然后去北大。那時，天一黑他就挪窩進了北大校園樹林的椅子中，以箱為枕，一覺睡到天亮。
早上，王少農在未名湖邊略一洗漱，然后去一教、四教或辦公室去抄好課表，就去找房子。附近的房子都太貴了，他只好搬到了上地的樹村，一個月100元，從此開始了游學北大的生活。他每天早上凌晨即起，步行10里到北大。后來，他的生活越來越苦，連100元的房租都交不起了，只好去西直門的東方搬家公司做搬運工掙錢，在北大喝免費稀粥充饑。
三大因素令北大邊緣人再度興盛
北大的學生課表是對任何人公開的
在采訪中，千龍網記者發(fā)現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幾乎所有的“北大邊緣人”都具有這樣的相同經歷：來到北大，無論條件多么艱苦，都舍不得離開北大。北大到底有多少“邊緣人”？至今仍然沒有人能說得清楚。而到底是一種什么力量在吸引著他們呢？
是那些友善的北大學生、寬宏熱心的北大老師嗎？柳哲告訴千龍網記者，他與不少北大人成了莫逆之交，他原來的飯卡還是原北大黨委書記王學珍老師幫他辦下來的。王少農向錢理群教授借的生活費，錢教授竟然不要他還。
“關愛好學上進者而不問其來處，這就是北大名士的做派。”柳哲認為，北大隱藏著很多的改變命運、提升自己的機會，從這里走上成功的“北大邊緣人”中有瞿秋白、毛澤東、沈從文、馮雪峰、丁玲、周建人、李苦禪、金克木等等一大批有影響的大師級名人，他也深信走進燕園就意味著自己進步的開始。
據悉，北大自建校以來就有著自由聽課的傳統(tǒng)，默許外系、外校乃至外地的學生未經注冊而進入教室。只要教室里有多余的位置，而你又不影響正常的課堂教學，周圍的人即使明知你是“偷聽生”，也不會橫加干涉。這已成為北大校園里一個公開的秘密。
而更有意思的是，幾乎所有回憶老北大教學特征的文章，都會提及聲名顯赫的“偷聽生”，而且都取正面肯定的態(tài)度。北大中文系陳平原教授向媒體透露：“‘偷聽生’對于北大的感激之情，很可能遠在正科生之上。盡管歷年北大紀念冊上沒有他們的名字，但他們在傳播北大精神、擴展紅樓聲譽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陳平原還介紹說，北大百年校史中，“偷聽生”最為活躍的時期有兩個：20世紀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以來。中間幾十年，因戰(zhàn)爭炮火或政治運動，眾人謀生不易，無暇旁顧。
顯然，北大的文化底蘊是最近“北大邊緣人”再度活躍的原因之一。日前，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物流與電子商務系龍軍生教授認為，“北大邊緣人”的興起是因為北大有濃厚的文化氛圍、圣潔的學術殿堂、深厚的人文底蘊。
其次，目前，我國正處在傳統(tǒng)工業(yè)與科技相結合的階段。龍軍生教授分析說，在這個階段，科技和經濟領域形成了新的發(fā)現機制和培養(yǎng)環(huán)境，這讓很多非主流創(chuàng)業(yè)者能通過自己的客觀努力納入主流社會。
此外，他指出，“北大邊緣人”現象，與戶籍制度限制的削弱和相對寬松的社會環(huán)境也有因果關系。但是，目前，社會對他們的認可度還很低，市場和政策對他們的關注度也比較低，因此，有關部門積極為這一文化邊緣群體建立一個步入主流社會的“綠色通道”成為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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