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對農村教育發展的挑戰

城鎮化對農村教育發展的挑戰

【內容提要】我國農村城鎮化進入高速發展階段，農村教育應采取調整教育結構、學校布局、教育內容等應對舉措，對大量農民走向城鎮及農村社會轉型的教育需求予以滿足。
【摘 要 題】農村教育
【關 鍵 詞】城鎮化/農村教育/發展對策
一　農村城鎮化對農村教育提出了新的課題
　　《中共中央關于制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指出：“隨著農業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我國推進城鎮化條件已逐漸成熟，要不失時機地實施城鎮化戰略。”
　　所謂城鎮化是指：“人類生產和生活方式由鄉村型向城市型轉化的歷史過程，表現為鄉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轉化及城市不斷發展完善的過程。”當前，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走出一條符合我國國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化道路，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戰略任務。
　　　　1　我國城鎮化發展的歷程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經過曲折的發展歷程，我國城鎮化水平（用百分比表示）已從原來的10%左右，發展至20世紀末的30%以上，現已進入到一個高速發展時期，城鎮化對農村地區教育決策產生著更加重大的影響。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城鎮化進程。見表1：
　　　　表1　新中國成立50多年的城鎮化水平
年份　　　城鎮化水平／%　　年份　　　城鎮化水平／%
1952　　　　12.46　　　　　1980　　　　19.39
1957　　　　15.39　　　　　1985　　　　23.71
1962　　　　17.33　　　　　1990　　　　26.41
1965　　　　17.98　　　　　1995　　　　29.04
1970　　　　17.38　　　　　1998　　　　30.40
1975　　　　17.34　　　　　2000　　　　36.09
1978　　　　17.92　　　　　2001　　　　37.60

　　
　　　　2　我國農村城鎮化的地區差異
　　我國農村城鎮化的差異既表現在南、北差異上，又表現為東、西差異上。俗話說：“從南往北走，越走越保守；從東往西行，越走越貧窮”。
　　據2000年統計，各省（市、自治區）按市鎮人口比重的城鎮化水平排序情況見表2：
　　　　表2　2000年我國各省（市、自治區）城鎮化水平
　　附圖
　　注：36.09%為當年我國城鎮化水平平均數。臺灣地區數字暫缺。
　　　　3　城鎮化發展的階段特征
　　農村城鎮化是人類生產和生活方式由鄉村型向城市型轉化的歷史過程，其發展過程必然會顯現出從量變逐步走向質變的發育階段。
　　據美國城市地理學家納賽姆(Ray M·Northam)描繪的城鎮化發展的S型曲線，城鎮化水平在30%以下，為初期平緩發展階段；30%～65%或70%，為中期高速增長階段；70%以上，則為后期平穩發展階段，與此相對應，工業化和現代化也在向前發展。
　　在城鎮化的初期階段，是農業社會，主導產業開始由第一產業（主要是農業）向第二產業（工業）轉化。我國的西南邊陲省、區，總體仍處于這個階段。此時的社會進程基本上是城鎮化與工業化相伴而行，現代化進程開始啟動。
　　城鎮化的中期階段，是工業社會，在第二產業保持穩定發展的基礎上，第一產業比重進一步下降，第三產業比重迅速增加，主導產業開始由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化。我國東部省、區基本上處于這個階段。此時的社會進程是工業化推動城鎮化高速發展，現代化進程開始加速。
　　在城鎮化的后期階段，這個國家或地區將進入現代化社會。我國除京津滬3個老直轄市和港、澳特別行政區外，其他省、區都未進入到這一發展階段。
　　面對我國農村城鎮化高速發展的勢頭，以及老直轄市、東南沿海、三北地區與西南邊陲省、區間發展水平的巨大差異，我國農村教育需采取哪些相應對策，已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課題。
　　　　二　城鎮化對小城鎮和鄉村教育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由于城鎮化的加速，在我國縣（含縣級市）及其以下的農村中，出現了占比重比以往大得很多的小城鎮，它與鄉土農村（又稱鄉村）的經濟社會發育程度、人口集聚程度以及相應的文化教育事業發展程度等，都具有明顯的差異。因此，對小城鎮和鄉村教育有不同的要求。
　　　　1　農村教育布局需做重大調整
　　我國農村教育歷來以行政區劃為基礎予以布局，這一觀念已陳舊落后。遠的如“鄉辦高中、村辦初中、小學辦到家門口（自然村）”，早已被淘汰；就是“縣辦高中，鄉辦初中，村辦小學”的格局也受到了城鎮化和計劃生育后學齡人口減少的沖擊。如今，大部分行政村也辦不成小學了。
　　而像北京市順義區、上海市青浦區、山東省壽光市、四川省溫江縣等地，結合“二次創業”盡早以“大手筆”調整學校布局，按人口規模和轉移趨勢規劃學校布局，不是按行政建制的鄉、村分散人力、財力、物力，而是撤鄉并鎮或在中心鎮重點加強初中校建設，在縣城和有條件的中心鎮設置與發展高中校，在鄉鎮或中心村辦小學，取得了教育發展的主動權和良好的辦學規模效益。
　　我們在注重教育規模效益的同時，對于那些一時難以搬遷的村落居民子女，也要以實行寄宿制、復式教學以及適當放寬老師配額等形式，保證兒童都能接受義務教育。
　　　　2　城鎮化不同水平地區應有不同的教育格局
　　我國西南地區城鎮化水平約在25%左右，西北地區城鎮化水平約為30%，比起閩粵江浙的約45%和京津滬的70%以上，相距很遠。因此，其農村教育結構格局也要有相應的差別才能應對。
　　在那些城鎮化約在30%及其以下的地區，其農村教育格局仍應以縣城為重點發展區域，形成以縣城為龍頭，由基礎教育和職成教育兩個系列組成的縣、鄉、村（行政村或中心村）形成的教育網絡，并在大有發展前景的鄉（鎮）或新興集鎮的學校，預留出教育發展空間，以便隨城鎮化的進程而與時俱進。
　　京津滬這些城鎮化超過70%的穩步發展區域，應該按縣城或中心城鎮、建制鎮、鄉或中心村這三級，穩定中、小學教育規模，著重提高教育對現代化建設的適應度，提高辦學質量和效益。
　　在閩粵江浙等城鎮化水平較高而又發展迅速的地區，除了在義務教育范圍內注意均衡發展，保證辦學質量外，非義務教育階段也應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趨勢，依靠有效機制引導教育投資向市場帶動、工業帶動、外向帶動等有發展前景的區域集聚，以使這些區域的教育發展與其成為中心城鎮的地位相稱，發揮其做為經濟文化教育中心對周邊城鎮和鄉村的示范與帶動功能。
　　　　3　勞動力不同流向區域，應有各自特色的職、成教育
　　在職、成教育的辦學機制和內容方面，城鎮化發育的不同類型區也應有不同的應對舉措。
　　在以西南省、區為代表的城鎮化水平低且發展相對緩慢的農村，主要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的人口流出區，因此，適應他們外出務工，從事第二、第三產業勞務的需要，提高其綜合素質與實踐技能，應成為不亞于為當地產業服務進行教育培訓的一大重任。
　　在以閩粵江浙為代表的勞務輸入區，當地居民應有較高的素質和實踐技能，經營管理水平也需要有大的提高，京、津、滬地區更是這樣；而對大量務工人員的再培訓、對常駐的務工人員子女教育問題，以至全社會的終身教育也必須提上議事日程。
　　在那些有發展潛力的城鎮或新興城鎮，其城鎮建設和相應的工業化、現代化建設，都百業待舉，專業人才和勞動力素質均不足以滿足發展的需要。這種類型地區較為典型地體現了教育服務的全面化，農村教育不僅要為實施“科教興鎮”的發展戰略服務，而且要為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服務。接受職業教育的個體不僅必須掌握謀生技能，而且必須有較寬厚的基礎，為不斷輪換從事多種職業、包括自謀職業接受再培訓做好準備。成人教育也將成為讓所有人自覺地和切實地參與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的不斷學習的過程。
　　所有這些都說明，在農村地區，若不考慮城鎮化地區與鄉村教育的不同特點，認為城鎮化的加速可以無視鄉村和城鎮教育的特點而照搬城市教育模式辦成“一統天下”，就會脫離我國國情。因此，對農村城鎮化發展階段及其地區差異對農村教育決策的影響，必須加強研究，以保持鄉村和城鎮教育符合實際的決策與健康發展。
　　　　三　城鎮化的高速發展為農村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農村城鎮化是社會發展中的巨大進步，其高速發展必然給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
　　　　1　公民受教育程度及其綜合素質需有較大提高
　　城鎮化不僅是城鎮人口的集聚過程，而且應該是集聚資本和可用資源，發展二、三產業，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和城鄉關系，實現農村社會轉型和傳播城市文明的過程。
　　顯然，低文化程度低素質人群，是難以適應這種集聚和發展需求的。據浙江省的抽樣調查，1997年農業從業人員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的勞動力與1990年相比，文盲半文盲減少了2.5倍，小學程度者減少了近1倍，初中程度者略有增加，高中及以上者增長了1倍。
　　從農村（含鄉村和城鎮）人均收入差異也可以得到同樣的結論。據浙江省1997年對2700個農戶的抽樣調查，受教育程度為大專及以上、中專、高中、初中、小學、文盲或半文盲農戶，家庭人均收入比值約為1.58:1.28:1.07:1.01:1:0.8，說明在接受較高普通教育基礎上，再接受對路的專業教育，提高其綜合素質與實踐能力，使其收入增長幅度較大。
　　上海市青浦區老教育局長施家琦多年對比實驗研究結果認為：發展農村幼兒教育對彌合與城市學生的綜合素質差距至關重要。因此，農村教育應在鞏固普九成果提高質量的基礎上，向兩頭延伸，包括高質量的幼兒教育和逐步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也成為適應城鎮化發展的應對舉措。
　　　　2　加強對農村居民的“離農教育”
　　隨著城鎮化的發展，大量農民脫離農業生產，從農村走向城鎮或城市，由農民變為市民或城鎮居民。這種“離農”，不僅是一種工作的變動、空間的移位或稱謂的變化，而且是從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由農業文明向城市文明的重大轉變。已經搬遷到城鎮的居民，要從“內涵”上實現這種轉變；尚在鄉村的居民，要迎接城鎮化的挑戰，繼續準備大量向二、三產業轉移和向城鎮人口轉移；留下少數務農者，也應是逐漸脫離傳統農業生產方式，成為懂得現代科學技術、從事現代農業規模經營的高素質的勞動者，也可能是“離農”而深造的“還鄉團”。
　　對于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打工出現的“民工潮”，應采取包括教育培訓在內的恰當的疏導政策，使其適應城鎮化發展對專業人才和高素質勞動力的需要，實現有序流動。一些打工者自我投資學習技術，不少人已成為城鎮建設甚至是現代城市建設的棟梁之才，走出了一條從農民走向市民的成功之路，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為家庭和家鄉走向富裕、文明、幸福，做出了貢獻。
　　當然，我們說的“離農教育”，是一種“人離心不離”的教育，必須繼續對學生進行知農、愛農、為農的教育。
　　　　3　要把克服“小農意識”和倡導“城市文明”的教育提上日程
　　盡管城鎮化發育程度不同的區域的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還有很大的差距，但面臨農村城鎮化迅猛發展的挑戰，農村各類型區都應把克服“小農意識”和倡導“城市文明”的教育提上日程。
　　從鄉村農民轉變為城鎮市民，不僅是勞動者工作對象從傳統農業向二、三產業的轉變，而且非農產業工作給他們提出了全方位的更高的要求，甚至在價值觀念上，如自我意識、環境意識、開放意識和求知意識等，也都應該有明顯的轉變。
　　城鎮化過程中的教育，不僅要保證可持續發展，也要保證物質文明和人的精神文明與生態文明相統一的可持續發展。這是一整套綜合的、長期的關于人類現在與未來的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和戰略。在這里發展的首要目標，不再是物的增長而是人本身的發展，其發展的關鍵在于提高人的素質與能力，而這些素質與能力的獲得依賴于各種形式的持續不斷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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