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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鄭百文會計責任的法律思考——李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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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鄭百文會計責任的法律思考——李若山

2001-1-18
中國財經報作者：李若山

　　最近，鄭百文資產重組一事，又將我國的證券界鬧得沸沸揚揚。在被有些專家機構稱之為“這套方案是目前能兼顧各方利益的較好方案和鄭百文得到最好結果”(2000年12月6日新民晚報第29版)的贊揚聲中，我們且看曾經是鄭百文投資者的遭遇。

　　想當年，“鄭百文”剛剛上市時，可謂風光十足，其顯赫的銷售業績和利潤，在上市后短短的一年間(1996年4月至1997年5月)，其股價便從8元抬升至22.7元。就在此時，有一位S市剛剛退休的老工人，在聽信了某些人對其財務報表中的經營業績的介紹后，將其畢生積蓄6萬元中的一半，以每股近20元價格，購入了10000多股“鄭百文”這只股票。此后，盡管“鄭百文”的價格不斷回落調整，又經過了除權和填權，其股價在1997年年底還是收市于15元左右，但這位老工人對“鄭百文”的會計業績堅信不疑。1998年，“鄭百文”1997年報閃亮登場，年報中的數據顯示，“鄭百文”97年的銷售額繼96年之后再次翻一番。在深滬八百多家上市公司中，“鄭百文”以70.46億元的銷售額排名第五，僅次于“四川長虹”等超級大盤股。身居中原腹地的“鄭百文”能夠拔得商貿類上市公司頭籌已屬不易，竟然還能與“四川長虹”，“上海石化”等股市巨霸相爭，于是投資者們毫不猶豫地將其列入了績優股的行列。這位老工人在慶幸自己當初決策正確之余，毅然將自己另一半的積蓄也投了進去，期待更為豐厚的回報。

　　然而，事實卻與老工人的希望截然相反。1998年間，“鄭百文”的股價開始大幅下跌，年末的收盤價僅為6.97元。隨后，“鄭百文”1998年年報證實了老工人和眾多投資者的憂慮，回報不再是豐厚的股利，而是巨額的虧損。

　　時至今日，“鄭百文”因扭虧無望，只得進行重組，在新方案中，強制性要求投資者要么無償貢獻50％的股權，要么被所謂的公平價格收購，這位老工人在再三權衡之余、痛心疾首地說：“到底是股市發瘋了，我發瘋了，還是‘鄭百文’的會計報表發瘋了?”而業內人士卻說，“誰也沒發瘋，只不過是股市有風險，入市須小心罷了，引入正常的退出機制，是國際股市必然現象，誰叫你不小心，自認倒霉吧!”事實是否應該如此呢?

對鄭百文會計法律責任的分析

　　我們承認，在證券市場中，投資者應該對投資風險有一個清醒的認識。然而，投資者對投資風險的把握，是有先決條件的。即應該得到被投資公司的真實、公充的會計信息。如果在得到了這些會計信息之后，投資者仍然作出冒險的決策，那么，一但因投資失誤而造成損失，就屬于自認倒霉。問題是，在鄭百文事件中，投資者得到的是虛假的會計信息。從新華社記者所揭露的消息來看，在上市過程中，鄭百文要求有關廠家開出只供做帳、而在法律上無追溯權的所謂的“返利”合同，以增加帳面利潤，這就是典型的虛假會計信息。那么，在這樣情況下作出的投資決策，如何要投資者“自認倒霉”呢?這是不公平的。

　　當然，目前有關部門正在進一步調查所謂的虛假會計信息問題。我們相信，有關部門也會對鄭百文作出象紅光實業公司一樣的行政處罰、甚至刑事處罰。然而，這些處罰的結果并不能挽回投資者的實際損失。

　　那么，當投資者得知鄭百文公司管理部門以虛假會計信息欺騙了他們，除了行政刑事處罰外，他們能否予以民事起訴，以保護自身利益呢?按照我國現有的法規，是很難成功的。其原因主要表現在如下二個方面：

　　1.缺乏股東集體訴訟代位制
　　根據我國公司法和民法的基本原理，公司與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間存在著委托代理關系。當公司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在執行公司業務過程中，侵犯公司利益使公司遭受損失時，公司可以直接追究他們的法律責任。然而，我國的公司法與民法中并沒有規定股東與董事之間是否存在這種委托代理關系。即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是否要對股東直接負責，股東能不能直接起訴違法的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盡管我國證券法曾經提到這一問題，但也是相當含糊其詞的。實際上，所謂“股東集體代位訴訟權制”，是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在執行業務過程中，違反法律、法規或者公司章程的規定，出具虛假會計信息，給公司和股東造成損害，如公司因故沒有對其追究責任時，任何一位股東均可以依據法定程序，代表所有公司股東對董事和公司高級管理人員提起訴訟、追究民事賠償責任的制度。由此可見，股東行使股東代位訴訟權時，既保護了該股東個人的利益，也保護了公司其他股東、債權人和職工的利益。然而，由于中國現有法律制度并不存在股東訴訟代位制。因此，只能依靠一位位股東單獨起訴，既曠日費時，亦無立法依據。

　　2.缺乏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
　　其次，即使投資者知曉鄭百文管理部門或大股東利用虛假會計信息對其進行欺詐，按中國民法通則的程序提起訴訟，也必須遵循“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即必須舉證證明鄭百文大股東與管理部門有故意制造虛假會計信息的行為。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作為原告的投資人很難將符合侵權行為的四要素：即鄭百文大股東與管理部門存在過失、過失是違法的、投資人受到損失、這些損失與虛假會計信息有因果關系等一一舉證證明，即使他們有足夠的專業知識，有能力來證明，作為個人來說，也將費時費力，增加上訴的時間和成本。前幾年上海一位投資者對紅光上市提起民事訴訟，要求紅光上市公司及相關的17名被告賠償其因虛假會計信息誤導而受到的投資損失時，法院就以沒有因果關系為由，駁回了原告的要求。可見，按照我國現行法律法規體制，作為投資人是很難在法庭上告倒鄭百文的大股東、管理部門以及相關的中介機構。這是因為，我國沒有對證券行業這一特殊的民事關系予以專門的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

　　在這一問題上，美國1933年證券法中的有關規定很值得我們借鑒。該證券法規定：(1)第三方投資者無須負擔舉證責任，投資者只需說明經審計的財務報表存在嚴重錯報或遺漏即可。(2)管理當局與中介機構具有舉證責任：說明已實施了適當的程序；被告的會計報表或審計報告沒有錯誤，原告的所有損失或部分損失是由財務報表以外的原因引起的。這種舉證倒置，是由于證券市場是一種特殊的民事關系，處理會計信息的所有證據一般都在被告手中，作為原告的投資者是很難取得證據的。只有上市公司的管理部門才是所有證據的擁有者。這樣規定既避免了投資者漫長的法律訴訟過程，合理有效地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又要求上市公司的管理部門、大股東及中介機構更為謹慎處理及保護真實而公允的會計信息。這對加強資本市場的監管效用，使證券市場向著良性、健康的方向發展，是有大裨益的。

鄭百文事件的會計法律責任給我們留下的深思

　　隨著調查的深入，鄭百文事件很快就會水落石出了。然而，對鄭百文事件的會計法律責任的思考將會給我們今后的改革留下一個新課題。會計作為市場經濟中的一個重要的信息系統或管理工具，以其特殊的功能，在調節人們經濟關系時往往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不僅因為通過會計信息的核

對鄭百文會計責任的法律思考——李若山

算、傳遞，可給投資人在經濟決策時提供依據，更為重要的是，會計信息的使用還會帶來很大的經濟后果性。鄭百文上市公司的案例再一次證明了如何通過規范會計行為來保證調節人們經濟行為的合理性，應成為我國市場經濟建設中的一個具體內容。因此，通過對會計行為的立法，以規范的會計行為來約束會計信息的制造者、檢查者以及使用者，將對市場經濟秩序的正常運行，提供了保證。盡管我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對原《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的第三次修訂，并予在2000年7月1日實施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以下稱新會計法)，盡管我國也于1999年7月1日實施了新的證券法。然而，由于缺乏可操作性，由于缺乏具體的措施，因此，真正實施這些法規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我們很難保證今后我國的證券市場中不會再出現象鄭百文這樣的虛假會計信息的案件，但我們希望能給中小投資者一個合理地保護自己合法權益的機會，而不是所謂的“是目前能兼顧各方利益的較好方案和鄭百文得到最好結果。”否則，如何叫中小投資者心甘情愿地“自認倒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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