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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冊寡人之于國也
【背景材料】
一、作者介紹
孟子（約前372—前289），名軻，字子輿，戰國鄒（今山東鄒縣東南）人。當時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記載，他是子思（孔子孫，名伋）的再傳弟子，曾游說齊、宋、滕、魏等國。當時“天下方務于合從連橫，以攻伐為賢”，孟子卻說“唐、虞、三代之德”，被諸侯認為迂闊、遠離實際，不被采納。因此，孟子“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一書全面反映了孟子的思想。孟子是繼孔子之后的一個最大的儒學大師，一向被認為是繼承孔子學說的正統，后世將他和孔子并稱。他曾拒楊墨，反縱橫，維護和發展了儒家學說，對當時和后世思想界影響很大。
《孟子》在.寫作上很有特色。首先是善于雄辯，具有氣勢充沛、感情強烈、筆墨酣暢的風格；采用了多種方式方法進行辯論，邏輯謹嚴。其中最多的是各種發問的方式方法，時而提問，時而設問，時而反問，運用自如，靈活多變。其次，善用比喻和寓言陳述事理，辯論是非。
二、孟子的仁政思想
1．民本思想。
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孟子·盡心下》）
得到百姓擁護的人才能成為天子，得到天子歡心的人可以成為諸侯，得到諸侯歡心的人可以成為大夫，可見“民為貴”的道理。孟子在尖銳復雜的階級斗爭中看到人民的力量，認為社會安定的前提在于百姓的安居樂業，這一點在當時也是有積極意義的。
2．邦國的主權在民。
孟子與梁惠王談話，梁惠王問：“天下惡乎定？”孟子回答：“定于一。”梁惠王問：“孰能一之？”孟子回答：“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梁惠王問：“孰能與之？”孟子回答：“天下莫不與也。”（《孟子·梁惠王上》）意思是說，如果一個君王不嗜殺戮，那么，天下沒有不愿意把政權交給這個君王的人。萬章問孟子：“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說：“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萬章問：“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孟子說：“天與之。”又說：“堯薦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孟子·萬章上》）是說堯把舜推薦給天，天接受了；天又把舜公開介紹給百姓，百姓接受了。于是舜就作了天子。雖然在孟子看來，歸根到底天有決定權，但是天還是把事情告訴百姓，百姓同意，舜才作了天子。透過孟子說法的唯心論霧障，可以看到，在孟子看來，一個政權的建立是要通過百姓認可的。范文瀾同志稱這種思想為“敬天保民”思想，是有一定道理的。
3． 民對不施仁政的暴君是可以不服從的。
孟子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還有，齊宣王問孟子：“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回答：“于傳有之。”齊宣王問：“臣弒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在孟子看來，國君對臣民不仁，臣民對國君也可不義；國君既“賊仁”，又“賊義”，則臣民就可以誅此獨夫，這是合情合理的。這一點，比起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來，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
4．政事以民為歸宿。
孟子對梁惠王說：“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人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孟子·梁惠王上》）那么，“地方百里而可以王”。雖然孟子的主張歸根到底是為了鞏固統治階級的權利，但是，在春秋戰國時代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5．用人以民意為準。
孟子說：“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孟子·離婁上》）又說：“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后察之；見賢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后察之；見可殺焉，然后殺之。”（《孟子·梁惠王下》）孟子主張選拔某些人，革除某些人，殺掉某些人，光聽左右大臣及諸大夫的話不行，應以“國人”的意見為出發點，這種觀點也是有積極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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