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公文寫作趣聞雜談
夫貴妻恥——古代公文寫作趣聞雜談作者/眭達明
工部尚書吳中，山東武城人，有材能，然惟聲色貨利是好，寵妾數十，甚畏其妻。嘗領誥命，妻命左右誦之畢曰： “此文天子自為乎？儒臣代草乎？”曰： “亦儒臣代草耳。”妻曰： “代草甚當。今誦之終篇，何嘗有一清有一廉字？”中不敢怒。夫居官不廉，乃為婦人所誚，亦足羞矣。
——《典故紀聞》卷十一，中華書局1981年7月第1版第199頁
古代任命比較重要的官員時，要頒發一種類似現代的委任狀或任命書的文書作為授官憑信。這種文書在北周出現時被稱為告身，授官時即頒給本人。如《北齊書·傅伏傳》記載：北周攻克并州，派人招降北齊名將傅伏，“授上大將軍、武鄉郡開國公，即給告身”。其后，這一制度由北周歷經隋唐傳至明清。
唐朝的授官憑信也叫告身，但頒發程式比北周完備，授官按品級分冊授、制授、敕授、旨授、判補五種。前三種頒發需經中書、門下、尚書三省，最后由尚書省蓋印付本。旨授經尚書省，分別由吏部（文官）、兵部（武官）授給。判補則由吏部頒發。中唐以后，官爵冗濫，出現空名告身；甚至未有告身，先給信牒。宋代嬪妃、王公、文武品官、內外命婦以及其他受封贈者皆給告身，由官誥院掌其事。元豐改制后，人品者給告身，無品者給黃牒。明清時，授官憑信被稱為誥命或敕命。敕命有兩種：一種稱之為“坐名敕”，用于任命地位較高的文武官員，敕內要寫明官職姓名，本官任滿或因故去職時，敕命要繳回注銷，接任官員再發新敕；另一種稱之為“傳敕”，用于任命地位略低的文武官員。這些官員的職權一般比較穩定，敕內只列官銜，不具姓名，本官離任去職時傳給后任，敕書仍不喪失其現行效用，因而稱為“傳敕”。
告身文書的形式與現代的委任狀或任命書雖然頗為相似，但它的內容有許多不同。現代的委任狀或任命書文字簡單，只需寫明任職者的主要職銜，而明清時的誥敕文書則要闡明所任崗位的性質，規定任職者的職權范圍，對任職者提出工作要求等，作為明確責任和行使職權的法律依據。
《明太祖集》收錄了眾多明初誥命文書范本，其中肛部尚書誥》全文是：
昔圣人也樸，民俗亦厚，制不飾華。六曹之設，內工官居數中之一耳。其所司之工者，皆無異伎，國無奇役，然而工務雖筒，其成也必精，其廢也必當。故一舉而無再為，一廢而無復造，所以民逸者多，勞者少，因是而官賢，稱君圣德。
今之人受職任事，則又不然矣。凡臨事之際，必因公而役私，因私以弊公，于國則不利，與民為害，是有人神共怒，禍及身家，往往有之，未嘗有福臻而愆消者也。然罪者已往，存者復為，是不隔禽獸也。所以古人重其事而選人，在福民之福，固國以奉天地。是以前賢能體君心，而以務事工，得家保而國昌。
今朕設工部，實法古制。特以爾某為工部某官。當敬事，信工無弊，上下咸合。汝貞良哉！ （《明太祖集》卷四，黃山書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67頁）
相對于明初的誥命文書，清代任命外任官的敕諭（敕命），內容要豐富和規范得多。一份完整的清代敕諭通常包括以下內容：
一是要寫明受文者的全部職銜，包括兼銜兼職，以明確本人的權力、地位和品級，享受不同的政治與生活待遇。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十二月二十日清朝皇帝頒給臺灣二品總兵官王巍的坐名敕，就寫明他的職銜是“臺灣總兵”。
二是要寫明受文者的管轄區域、駐扎地點及管轄哪些官吏等。如王巍的坐名敕內就寫道： “茲特命爾鎮守福建臺灣等處地方，駐扎臺灣府城。管轄本標中、左、右三營，統轄北路副將、臺灣水師副將、澎湖水師副將、臺灣城守營參將、南路營參將、南路下淡水營都司、北路淡水營都司各營大小將領及守御等官，俱照題定經制事例管轄。”
三是要寫明受文者的全部工作任務并提出相應任職要求，這是敕諭內容的主體。如王巍的坐名敕內就寫道： “爾須操練兵馬，振揚威武，申明紀律，撫恤士卒，嚴明斥堠，防遏奸宄，修浚城池，繕治器械，相度地勢險易，控制要害處所，責成該汛弁兵力圖保障。各營額兵，務選補精強，毋容積猾老弱糜餉。一應本折糧餉，聽該管衙門給發。所部官丁，必須嚴加鈐束，秋毫無犯，使兵民相安，不得借打草放馬為名，騷擾農業。如遇寇警，即統兵戮力剿捕，不得觀望，致誤軍機。”敕諭詳細規定了任職者的職責和要求，以便官員明確自己肩負的使命和應做的工作。對敕諭中沒有授權的臨時性工作古人也考慮到了。如王巍的坐名敕內就寫有這條補充規定： “敕中開載未盡事宜，皆申報總督、巡撫、提督參酌施行。”這實際上是授予王巍一定便宜行事的權力。
四是要寫明受文者服從哪些上級的領導和指揮，哪些問題需向上級請示執行，哪些問題需和其他有關官員咨商決定或聯名執行，這也是敕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這些不僅是一般的工作方法，也是嚴格的紀律要求。如王巍的坐名敕內寫道： “爾仍聽閩浙總督、福建水師提督節制。”又說： “如招撫事體重大，即申報總督、巡撫、提督，奏請定奪。”
五是明確不能插手和干預職權范圍之外的事情。如王巍的坐名敕內寫道： “一應錢糧詞訟、民事，俱系有司職掌，不得干預。”
六是在敕諭正文的最后寫明訓誡條文，讓官員銘記于心，時刻自儆。如王巍的坐名敕內寫道： “爾受茲委任，須持廉秉公，殫力奮勇，殲寇固圉，斯稱厥職。如或貪黷乖張，岡循怠忽，縱寇殃民，貽誤封疆，國憲具存。爾其慎之！” （王巍坐名敕見《明清史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員工福利委員會1972年3月再版戊編第3本第211頁）
由此觀之，明清時的誥敕文書既是皇帝授予大臣的職權證明書，也是皇帝授予大臣的責任委托書，同時也是大臣行使職權、開展工作的憑證和國家考核官員政績及實行獎懲黜陟的依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敕諭文書正文的最后寫上一段訓誡條文（明朝的《工部尚書誥》結尾處也寫有少量訓誡文字），對官員示以儆戒，無疑能起到約束官員奉公守法的作用。
當然，在賄賂公行、官吏貪腐成風的大環境下，僅靠一紙任命書訓誡約束，其作用十分有限。正因如此，才會出現文頭引文中所寫的一幕：皇帝頒發誥命文書給吳中，又一次提升他的官爵。吳太太將誥命奪過來，讓人讀給她聽，然后問吳中： “誥命是皇帝親自寫的，還是秘書代筆？”吳中說： “應該是秘書代筆。”吳太太說： “寫得非常恰當。”吳中說何以見得？吳太太說： “聽完整篇誥命，何嘗有一清有一廉字？不就是說你嗎？”吳中歷來畏妻如虎，聽她這么一說，更是不敢做聲。
在妻子眼里，吳中顯然不是做大官的料，皇帝用這樣的人，不是瞎了眼就是用人政策出了問題。于是丈夫的官做得越大，吳太太越是感到恥辱。知夫莫若妻，相信吳太太的判斷不會有錯。
俗話說“夫貴妻榮”，吳中的妻子卻“夫貴妻恥”，真是太有趣了。
吳中究竟是個什么樣的人，而讓自己的妻子如此瞧不起？
《明史·吳中傳》和《明宣宗實錄》中說：當了二十多年工部尚書，后來又官至太子少保和少師的吳中，在負責北京故宮和明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熾、明宣宗朱瞻基三代皇帝陵墓的營建過程中，雖然“職務填委，規畫井然”，并且“勤敏多計算”，獲得了皇室的肯定和贊賞，但對工人師傅刻薄無情，像勞改犯一樣管束，一點也不體恤。他還私自將宮殿建筑材料送給權勢人物建私宅。他自己也撈了不少，并養了許多情人。于是在皇帝眼里，吳中是個能人，社會輿論卻一直鄙視他，在妻子心目中更是毫無地位。再結合文頭所引用腆故紀聞》中的說法，可見不管是正史還是野史，都認為吳中是一個有能力、有政績卻無口碑的人。他還是一個好色之徒。貪官背后都有女人，古今皆然。
如此貪得無厭又品格低下的一個人，也就怪不得被妻子瞧不起，要對其升官進行諷刺挖苦了。
當然，吳太太叫人讀丈夫的封官誥命，沒有聽到“清廉”二字，便譏笑他“何嘗有一清有一廉字”，顯然是一種借題發揮，故意加以諷刺和挖苦。誥敕文書很少對任官者的道德品行作出評價，只規定受文者的職權范圍和任職要求，皇帝頒給吳中的誥命沒有使用“清廉”二字，是很有可能的，實屬正常。
不過從上面引用的王巍坐名敕的內容來看，訓誡條文中是使用了“廉”字的。清朝的公文和公文制度大多沿襲明制并有所完善和發展，而明朝皇帝頒給吳中的誥命在訓誡文字中卻沒有使用“清廉”二字，難道真是作者有意為之？誥命文書都是出于儒臣（秘書）之手，如果真是公文作者有意不用“清廉”二字，那么起草這份誥命的秘書就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人，他認為像吳中這種無清無廉的官員，在頒給他的誥命中是不配使用“清廉”二字的，否則就會弄臟這兩個神圣的漢字。
吳太太自己不看誥命而要別人讀給她聽，說明她不識多少字甚至是文盲。受國家教育培養多年的高官丈夫不如文盲妻子懂得為官之道，真是讓人大跌眼鏡！在聽讀過程中，吳太太對清廉二字如此關注和敏感，表明她對丈夫的道德缺陷早就深惡痛絕。吳中身邊有這樣一個“廉政賢內助”，本來可以讓自己少犯甚至不犯錯誤，事實本身卻不是這樣，真是讓人感慨良多！
依靠夫人反腐、搞“廉政賢內助”什么的，看來完全行不通。要解決干部腐敗問題，還得要有好的用人機制，必須在建章立制上想辦法、下功夫，否則難免成為笑柄。
（作者單位：江西省糧食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