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握公文最佳行文時機
如何把握公文最佳行文時機何時行文？早插三天成稻，晚插三天成苗。這說明時機非常重要。公文的行文時機瞬息萬變，然而還是有規律可循：自然時令是出臺公文的重要考量因素；一些昨天發生的政治事件、政治活動，若在今天尚可借題發揮，每逢這些時令節點也會催生出不少公文；一些歷史事件、歷史活動也是這樣，每逢這些時令節點也常常會發布公文；急難險重之事的解決也與公文頒布有關；上級發布公文下級往往要跟進。凡此五者，都是公文行文的最佳時機。
一、自然時令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當下，社會生活雖然不再完全局限在土地上，但是農業的地位依然非常重要，因此，春耕、種子供應種子安全的問題……就成為公文的主要話題，比如《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開展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情況專項檢查的通知》 （國辦發[2004]2號）就有如是表述：“（二）耕地占用、基本農田使用和保護情況；穩定和擴大糧食播種面積、增加糧食生產的具體措施；春耕、備耕、越冬作物田間管理的組織情況；控制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情況等。”這足以說明“天文合一”在當下的公文寫作中是客觀存在的。
再如清明節，也是—個發文的時令節點，因為它有多元的文化指向與意義。 徊務院辦公廳關于做好清明節期間文明祭掃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 （國辦發明電[2008] 18號）就是基于這樣的去向考量的。 2013年夏天，南方諸省大旱，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重慶、四川、貴州等地尤為嚴重，國辦為此下發了《關于做好當前高溫干旱防御應對工作的通知》 （國辦發明電[2013] 21號）。這就是“天文合一”。
及至年尾又會出臺安排來年節假日如何放假的公文，目的就在于讓大家“來年早知道”。早知道后，便于大家安排來年工作、生活、休閑時間表與路線圖。2012年12月8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于2013年部分節假日安排的通知》 （國辦發明電（2012] 33號）便是如此。
這就說明， “天文合一”的理念同樣適用于公文寫作，即公文發布的時機有一部分是“奉天承運”，“天”與“文” （公文）有時是契合的。
二、政治時令
文章乃經國之大業，公文寫作當然須以政治時令為旨歸，否則就“不務正業”了。黨政系統有其政治運作的周期。在不同的政治節點上，黨政機關會出臺各種各樣的公文。比如，黨的一中全會后出臺的公文大多只是以人事變動為主，及至三中全會后才出臺一些權重很大的施政綱領性公文；政府系統也是一樣，換屆完畢后，公文頒發有一個“井噴期”。這既有一定的微妙性也有一定的規律性。
改革開放十周年、二十周年、三十周年之前一年也是公文發布比較集中的時期，原因很簡單：打提前量，為下年轟轟烈烈的紀念張本、鋪墊、蓄勢。比如， 《國務院關于促進生豬生產發展穩定市場供應的意貝》 （國發（2007） 22號）就是這樣。因為2008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而評價改革開放成敗有一條剛性標準——“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如果連肉都供應不充足，那就可以“一票否決”了。再說生豬生產至少有一年的生產周期，不可能立竿見影、一蹴而就，因此至少留足一年的時間來完成此項任務。該文的發文時間是2007年7月30日，距離2008年12月18日召開紀念大會有一年多的時間，可謂“得事早得計早”。公文出臺的時機選擇很有藝術，也很科學。 此外，如三八節、五一節、五四節、七一、八一、十一等，按照中國“逢五一小慶，逢十一大慶”的慣例，都會有四種不同權重的公文出現：大慶公文、小慶公文、除大小慶之外的周年公文、只字不提（無公文）。政治既然是一門藝術，體現在公文實踐中自然就相當微妙。
三、歷史時令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歷史不能被割斷，否則“國之大事”就折損了一半；更為嚴峻的是“祀”事的中斷會導致國家、民族、組織、個人精神空虛與迷惘；此時此刻，其他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宗教等也會乘虛而入。所以說， “祀”更多的似乎表現為一種形式，而實質上它是一種內在精神與品格的承傳與賡續，是民族文化基因生生不息的“規定動作”。公文之“公”，當然不能或缺“祀”的內容。
尊孔祭祖、端午節慶……不只是簡單的“復古”，而是讓昨天活在今天的生活中。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對于近百年來的革命史、改革史、建設史注意得較為充分，折射在公文上也不難發現，紀念這一段歷史的公文、紀念活動較為多見；對于更為久遠的歷史卻惜墨如金。
四、急難險重之際
急事發生，政府不救急誰來救急？救急，是政府的本分、天職，中國自周朝起就有“荒政”一詞。公文，是政府救急的重要憑證與抓手。《國資委關于做好四川雅安地震救災工作的緊急通矧》就是范例，當天發生地震，當天頒發公文，高效及時，有目共睹。
難事的解決，需要人大立法、政府作為、社會參與、行業自律，即多管齊下方能奏效。以公文的形式來整合社會資源，引起大家重視，營造良好的輿論環境，無疑是很好的選擇。《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節能環保產業的意見》 （國發[2013） 30號），所針對的節能環保之事，解決起來難度很大；要在難事面前有所作為，先辦文繼而通過落實文來辦事，更符合程序、邏輯。
風險來臨之前、之時，政府的作為就是預警、搶險，公文恰是預警、搶險的最好工具之一。風險寫作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風險防范得好，大事就會化小、小事就會化了；否則，小事會大、大事會炸。天災、人禍演化成社會事件、政治事件，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都屢見不鮮。因此，風險來臨之前、之時，都要想到公文。有“文”在先，然后逐步去解決它、落實它，就可保長治久安。為此，國家層面、省部級層面出臺了大量公文或準公文：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省級總體應急預案、國務院部門應急預案：國家專項應急預案。順此思路，我們在應急實踐中也可依葫蘆畫瓢。《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切實做好汛期災害防范應對工作的緊急通知》 （國辦發明電[2013） 18號）出臺及時，預警效果良好。
若有重要政事處理，辦會、辦文也是首先要啟動的程序。《國務院關于落實（政府工作報告）和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精神重點工作部門分工的意見》 （國發（2013） 17號），這則公文將協同理念、重點理念、精細化管理理念闡釋得淋漓盡致。
要言之，急難險重之際，正是政府有所作為之時；若此時無文面世， “政府作為”就會被打上問號。辦文、辦會、辦事三位一體，文是“能見度、廣告度、美譽度”最好的載體。文不是萬能的，但沒有文萬萬不能。
五、上行下效
上級發文，這往往是下級發文最為充足的理由：以文為抓手，通過發文來落實上級意圖；以文為憑證，通過發文來彰顯本單位之“聞風而動”、跟進及時；以文為號角，號召本地區、本系統共同把事情做好。如“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其情形便是如此。
總而言之，自然時令、政治時令、歷史時令、急難險重之際、上峰有令之時，都是公文發布的大好時機。文秘人員要恪盡職守“以文輔政”，就要熟悉這“陰陽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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