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上語文
愛上語文人是符號的動物
——卡西爾
歷史總是沉默著，當你不去觸碰它的時候。時代有時代白己的喧囂，這個年代其實沒有什么確切的定位，只有當我們也成為了過去，在不斷地被挖掘、研究和爭論中，慢慢地似乎才有了某種程度的坐標位置。也許這就是所謂的“蓋棺定論”吧。
然而，歷史有它另一張面孔。將我們稱之為“歷史”的東西叫做“記載”也未嘗不可。克羅齊曾經(jīng)說過一句讓人覺得他很偉大的話：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在他看來，歷史只有在當下的解讀中才變得有意義，換句話說，歷史是個不存在的東西，它可以被記錄在案，但將其固定的載體卻是現(xiàn)時的存在，它可以就是你手上捧著的一本帶插圖的書。
過去只告訴人們一個“記錄在案”的真實，所以“真實”的背后還有別的“真實”。我們原本以為最確定的事實卻忽而成了最難以捉摸的了，似乎歷史是流動的，似乎它也像我們經(jīng)常比喻的將來一樣，具有無限變幻的可能性。民眾總是對于穩(wěn)定的東西感興趣，所以原本僅僅也只是一家之言的歷史書才會有這么大的市場。因為那是公認的，那是權(quán)威的，那是有生命力和說服力，也是確定不變的。和民眾不一樣的是，作為古代的杰出政治家們，卻早已看透這種心理依賴。他們懂得如何讓歷史做自己的代言人，而歷史，正是“記錄在案的”！
然而書是由文人寫的，盡管我不想將政治權(quán)威和文人這兩個群體刻意地對立起來，但是兩者對于話語權(quán)的渴望和爭奪從來就沒有停息過。如果文人果真是手無縛雞之力的話，那么對于文字的主動權(quán)則是他們所剩無幾的籌碼中尚顯有力的能與專制君王爭奪資源的一件。可悲的是，當文人們以為有了可以討價還價資格的時候，往往招來殺身之禍。曾經(jīng)，咸陽城“焚書坑儒，六百年間的精華付之一炬”，歷史似乎對這段劫難一直耿耿于懷，難以忘卻。
對于秦始皇焚書坑儒一案，本來也是有比較統(tǒng)一確切的說法的，不過近些年翻案的不少，標新立異的也見怪不怪，以致這段歷史像化了濃妝一樣讓人看不清本來的面目了。不過書肯定是燒了，人也絕對是殺了的，至于贏政此舉的目的早已眾說紛蕓，并不重要了。但這至少說明了，統(tǒng)治者已經(jīng)對文人有著起碼的警惕，而所謂“用人不疑”在我看來多多少少有些自欺欺人的味道。
歷史上董卓也放過一把火，“不但洛陽成為廢墟，所有國家收藏的文學典籍只有蔡邕帶出五車，后人講‘學富五車’比喻盡天下之才學，也不過就是這五車了，其他的盡為灰燼”。如果說這只是場意外的話，那么梁元帝在投降北周之前所干的一件大事——焚書，則完全出于故意。“元帝酷愛文學，喜歡藏書，號稱‘讀書破萬卷’。他以帝王之尊私藏的圖書超過數(shù)萬冊，可謂南北之精華、數(shù)百年間的文學積淀盡在元帝私藏之中，卻一把大火全都燒成灰燼。”北周宇文氏得知后大怒，元帝最后被殺亦與此有關(guān)。在這里，書籍字畫這種東西已經(jīng)開始顯露出它和有形有體財產(chǎn)不一樣的特質(zhì)，那就是縱然你擁有它，但并不能隨意支配，尤其是民族文化之類屬。
文學歷經(jīng)三次大火焚燒，難怪乎有人嘆息“先秦兩漢經(jīng)典再無可尋”。五行有“相生相克”之說，其中謂“木生火”，從中似乎可以隱約找到焚書的“自然科學依據(jù)”。文字自記載于紙上之時便過渡到一種易燃物，造得快，燒得也徹底。燒書這樣一種行為，可以看作是用暴力來否定另一種話語權(quán)的正當性，也可以看作是暴力實施者對反抗者的警告：火可以燒書，也可以燒人。《西游記》里有個給人印象深刻的情節(jié)，為了確保安全，行者給其他三人劃了個火圈，只要在火圈內(nèi)便可以保證沒有生命之虞。可惜他們不聽話，被妖怪忽悠出來了，險些成了“被人賣了還替別人數(shù)錢的傻瓜”。觀眾在這個時候總是唏噓，責怪唐僧、悟能的自作主張。專制統(tǒng)治者同樣給文人們劃了個圈，不安分守已要出圈就等于是引火自焚。燒了一兩次還果然有效果，先例已在那兒，不等我這邊劃圈，有文人白已已經(jīng)開始測量范圍劃地為牢了。
對于中國舊時的文人尤其可悲的是，一方面要做集團內(nèi)的臣子，一方面又要處處小心保全性命，所謂的知識分子獨立性更是天方夜談！安分守已并非萬全之策，“老板”也會有神經(jīng)過敏的時候。焚書只是形式，最好不要說話了。于是有了文字獄。文字獄讓文人們?nèi)巳俗晕＃才囵B(yǎng)了一大幫文人間諜。魯迅在《這樣的戰(zhàn)士》里說，最怕的不是來自明槍，而是友人們的暗箭，是之謂也。于是乎，舊文人自身的獨立人格不保，連做人的尊嚴也蕩然無存了。
當文字獄把“焚書”這件外袍也扯下來，赤裸裸暴露出控制文人精神獨立性的欲望時，我們看到了在文明的廣場上進行著最野蠻的刑罰。面對同一種表達，可以有很多的理解。當統(tǒng)治君王試圖通過表達方式來探悉文人精神世界的一切活動時，所有的解釋都變得面目可憎。“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欠缺的只是借口，而文人籍以表達的作品正好成了最佳的借口。
帕斯卡爾把人比喻成“一支有思想的蘆葦”，我寧愿相信這是一種樂觀的比喻。明朝學者李贄明知所作的書會被禁，卻依然“將鋒芒指向中國數(shù)千年來一直占統(tǒng)治地位的儒家傳統(tǒng)說教，向程朱理學提出大膽的懷疑和公開的批判”，并將其命名為《焚書》。你們不是要來猜測，要來探悉，要來抓辮子嗎？那我就直白地告訴你們好了。批判并不是要置之死地，最起碼它是一種獨立的表達。我不能說反思是知識分子的一項義務(wù)，但它應(yīng)該是知識分子的一種能力，是力所能及的事。
從二千多年前焚書的火里走出來的，是知識分子永遠希望擺脫卻又糾纏不清的魅影。卡西爾說“人是符號的動物”，那么我們還會不會同那些書里的符號一樣在火里消彌了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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